李鸿章收到袁世凯的电报后颇为高兴，于是和总理衙门秘密会商。当时清朝发电报周转过程比较多，电报在周转过程中内容被透露了出来，被日本在东京的新闻记者用重金购得，并在报纸上给予了揭露。日本于是召开临时内阁会议研究此事，为可能发生的一切做好了准备。清政府因此派吴大澂和续燕甫二人为钦差查办大臣，带着两艘战舰驶往朝鲜，想将朝鲜改为行省。不料，日本政府已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带兵1000余人直捣朝鲜京城，与朝鲜政府谈判，征收赔款。事情平息之后，吴、续二人才到达朝鲜，见日本已与朝鲜达成了协议，又打探到日本还有几千名士兵准备渡海到朝鲜，加之看到报纸上报导的都是袁世凯和李鸿章的来往书信，知道改行省的事情已经泄露。清政府于是秘密授意吴、续二人，让他们表面上假装查办变乱发生的原因，以此来结束这场战局。日本政府认为清政府改行省的举动虽然停止了，但是袁世凯长时间驻扎在朝鲜仍是一大隐患，于是，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西乡从道为副使赶赴清廷，希望清朝和日本两国都撤出驻军，并请清朝查办擅杀日本人民的士兵，以此来维持东亚和平的局面。

明治十八年，也就是光绪十一年（ 1885 ），日本的全权大使与李鸿章、吴大澂在天津会面并进行谈判。李鸿章和吴大澂认为日本的竹添公使不应带兵进入王宫，擅杀朝鲜大臣。日本两个全权大使说：“袁世凯不应先开枪，不应纵兵滥杀我国的商民。”李鸿章和吴大澂非常袒护袁世凯，日清双方互相辩论，谁也不屈服，谈判即将破裂。等到（ 按：四月 ）十八日，清朝忽然变换了计策，答应日本的要求，双方缔结了撤兵的条约。这就是所谓的《 天津条约 》。条约内注明日清双方撤出驻朝的军队，将来朝鲜若有重大事件，日清两国或一国若要派兵应先互相照会。条约缔结之后，从表面上看，日清两国关系已经融洽，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清政府原是想用袁世凯的计谋来占领朝鲜，现在不仅不能遂愿，反倒受到了日本的牵制。而对于日本来说，清政府有谋取朝鲜的想法，加重了日本唇亡齿寒的忧虑，所以日本国的君臣上下，自此更加提防清朝。日清两国在交往上的种种抵触情绪，再加上朝鲜藩属的问题未能解决，两国以后的厌恶感也因此而产生。

总而言之，袁世凯当日的阴谋实在是令人可惊可畏！假使清政府和李鸿章能果断机敏，出师朝鲜，那么就会令日军措手不及。即使日军当时奋勇作战，以当时日本海陆军的力量，鹿死谁手还是个未知数。袁世凯确实是有彪悍的外交手腕！假使当时清政府胜利，日军失败，那么我们日本一定会全力恢复，意图东山再起，而清政府则会因战胜而骄傲自满，兵备日益松弛，清朝之后遭遇的失败，估计比甲午战争更为惨重。假设当时清政府失败，日本胜利，那么只不过是将甲午战争往前移了十一年而已，酣睡的清朝也可以早一点醒来。

《 天津条约 》签订后，日清两国的兵力在当年的七八月间陆续撤离，袁世凯也随军营回到了清朝。袁世凯在收拾行装准备撤离期间，和朝鲜的事大派，如金允植、金炳始等人都结为莫逆之交。以袁世凯的精明和狡猾，知道清朝当时的大局，若想在国内立功实为困难，所以想立功还是要到国外，所以虽然袁世凯回到了清朝，但是心还是留在了朝鲜。袁世凯回国后，一方面和李鸿章的亲信交好，让他们经常在李鸿章面前提及自己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将朝鲜的事情向李鸿章陈述，今摘录其中几条重要的资料于下：

一、韩王昏聩糊涂，最易受人煽惑，又复见异思迁，我国家不派明正大员驻彼监督，久必为日俄所愚，叛我独立。

二、韩之臣民多数皆主独立自主，欲脱我范围，今驻兵全撤，独立派之范围必日见膨胀。

三、我国家现派驻韩之陈树棠，其名为办理商务委员，东西各国皆有特派公使。以委员对于代表国家之公使，名分相去甚远，遇有外交进退皆难，且久为各国公使所鄙。虽上国对于属邦，不能同于各国简派驻使，亦当酌派位分稍尊之员，增其权限。且我国家在朝鲜应办之事，实不止于商务，今仅定名为商务委员，是自缩其权力，可否仿照元朝故事，派大臣监国。

四、大院君智谋才略实胜其子数倍，颇为其国人所尊敬，且深明大义。光绪八年不得已而掳归，兹宜晓以大义，赦其回归，使其父子同心协力，于其国计颇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