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派丞相徐相雨带着辩诬书到清朝总理衙门及北洋大臣两处谢罪，其大意和给袁世凯的照会相同。清廷看完朝鲜的辩诬书后，向徐相雨询问此事的原委，徐相雨痛恨袁世凯的专横，于是说与俄国联合一事是袁世凯自己凭空杜撰的，朝鲜和俄国并没有这样的打算，又讽谏袁世凯平日所做的种种暴虐之事，以至于清廷的大臣都认为袁世凯惹是生非，滋生事端。总理醇亲王嘱托李鸿章另外寻找稳妥的人来接替袁世凯，并马上撤掉袁世凯。幸亏闵泳翊偷到了朝鲜给俄国公使的盖有印章的公文副本，并把它给袁世凯，袁世凯于是将此公文呈给了李鸿章。闵泳翊又出逃至天津，向李鸿章求救，人证物证皆在。李鸿章据此如实向总理醇亲王汇报，为袁世凯辩解。总理醇亲王得到了李鸿章的书信后，又认为袁世凯遇事慌张，举动暴躁，嘱托李鸿章务必对袁世凯进行严厉的训诫。李鸿章将总理醇亲王的嘱托转告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受训之后兴致大减，朝鲜也因此获得了短时间的自由。平心而论，朝鲜政府办事荒谬无理，加上朝廷中尽是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即使没有袁世凯的逼迫，朝鲜迟早也一定会有依附俄国的计策，只不过是袁世凯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但是袁世凯既能够挑起事端，又能控制住结果，使朝鲜依附俄国的计划落空，这不能不说袁世凯是个能人。袁世凯在这件事情上虽功过相抵，但是他过于热衷功名，不明时局，就不能不说他是急躁的了。倘若当时清朝的兵力足以和俄国相抗衡，那么袁世凯提出废除韩王的计划也是合乎时宜的。只是当时英国侵犯西藏，法国吞并泰国，有识之士都为清朝感到担忧。清朝此时已经岌岌可危，尚且不能自保，而徒劳让朝鲜带着藩属国的虚名，并阻挠朝鲜进步，自误以误人，真是太可笑。

袁世凯在这件事情结束后非但没有受到朝廷的褒奖，反倒受到了朝廷的斥责，在此之后他的专横也稍微有所收敛，不再过多干涉朝鲜的政事。所以在明治二十年（ 1887 ）至二十一年（ 1888 ）之间，清朝、日本和朝鲜之间也都相安无事。在各国公使的交往过程中，袁世凯因其最初的地位极高，所以此时也难以马上摆正身份。俄国公使因为袁世凯对朝鲜依附之事横加干涉，心里更是充满了怨恨。加上各国公使对袁世凯的自大，也都非常不满。于是，俄国唆使各国公使召开会议，推举美国公使向美国政府汇报，请美国政府直接和清朝政府接洽。因为他们知道袁世凯是李鸿章的亲信，如果不从国际的角度出发，是不能让袁世凯离开现在这个职位的。美国公使同意后，各国公使均将袁世凯专横自大的举动告知了各自国家的政府。而闵泳翊在事发后立即逃到清朝，寻求李鸿章的庇护。但李鸿章对他并不在意，所以他怀恨在心，又逃到了英国，逢人便说密书是袁世凯伪造的，以期惹起两国的争端，从中邀功。于是欧洲的各家报纸都说袁世凯捏造国家印信，理当治罪，又说袁世凯本非公使，没有处理外事的权利。美国政府接到其公使的报告后，便马上电告了驻清的美国公使，令其向清廷诘问。现将美国公使照会清总理衙门的书信摘录于下：

为照会事，照得本大臣接准本国外部来文，嘱询中国派驻朝鲜袁姓，官系何等职任。闻在该国，无论各国驻高大臣有何公事会议，彼均弗肯与议，惟派所用之通使前往，屡有事件，自以为与高廷相近，与他国大臣不同。其所用官衔，按英文译系办事大臣，本国于此事将有行知本国驻高大臣之件，故嘱转询中国所派驻高之员，是否即系办事大臣，抑系二三等钦差，希即照复，查照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