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总理衙门接到美国公使的照会后，就立即写信告诉李鸿章，请他马上寻找稳妥之人驻守朝鲜，并撤袁世凯回国，并让李鸿章代拟一份回复美国公使的照会。李鸿章接到信之后马上以袁世凯办事热心、颇有血性等原因而被外人忌恨，极力为袁世凯开脱罪责。李鸿章还说对于美国公使的回函应严词拒绝，美国的这个举动是受俄国的唆使，等等，并替总理衙门拟写了照会，录于下：

……朝鲜为中国属邦，其国政凡与大局有关系者，则中国不得不派员往驻。就近谘商，以期妥协而防流弊。是以钦奉谕旨特派员驻扎朝鲜，办理事务，原与出使各与国名目均不相同。现派驻朝鲜之袁世凯，即系奉旨饬派者。其职任虽不便显分二等三等公使等职，而其应有之权利，实与驻朝各国公使大臣权位相等，遇事均得平行往还。朝鲜固不得慢待，即现驻朝鲜之各国大臣，亦不得轻视，庶可共敦睦谊。至各国驻朝鲜之公使总领事等，若有公事会议，自应由中国驻朝之员，随时察度办理。其应否前往预议，应听其自行酌办。此本无一定体例，本衙门未便遥度，贵国似不必过问云云。

美国政府接到清朝总理衙门的回复后也没有说什么。俄国公使知道此举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他驱赶袁世凯的想法却更加迫切了。当时有个英国人，朝鲜想聘任他为顾问官，但被袁世凯拒绝了，这个英国人因此对袁世凯非常痛恨。俄国公使趁机怂恿他回到英国，给英国政府做工作，请英国政府诘问清政府。又有袁世凯之前的英文翻译姚某，因为袁世凯的苛刻，也很忌恨袁世凯，姚某随身携带着袁世凯的手书密信等稿件与那个英国人一同回到伦敦，此时闵泳翊也到了伦敦。姚某和闵泳翊本来就是旧相识，他们商议，他们俩人互相做证人，请这个英国人游说英国的执政大臣。闵泳翊详细写下自己的冤情，并附上袁世凯的亲笔密信以及姚某的证词，请人转给了驻英国的清朝公使，并请公使再转达给清政府，为其洗刷冤屈。清公使不允许，闵泳翊就将这些事告诉了伦敦的报纸。那个英国人又将袁世凯伪造韩王国玺密书和闵泳翊诉冤的事情都报告给了英国的外部大臣，并唆使外部大臣转告驻英国的清朝公使，要求清政府将袁世凯调回国。英国外部某大臣早已接到驻朝鲜的英国公使的信函，信中列举了袁世凯的种种恶劣行径，加上闵泳翊逃窜到英国，英国对其难以安置，于是将英国各报纸送到驻英国的清朝公使那里以供其检阅。还说“闵泳翊逃到英国，既像国事犯又不是国事犯，我部实在难以安置，究其原因都是因为袁世凯的陷害。拟请清朝的大臣密告清政府调袁世凯离开朝鲜，本部就送闵泳翊回国，这才是两全其美之策。虽然，本部为贵政府着想，但是事情既已发生，实在难以追究，经过再三思考，贵国政府可在此时借故晋升袁世凯的官职，或者以任满为借口调袁世凯回国，都是可以的。这些事本就是贵国的内政，外人是不能干预的，只不过因为贵国和我国素来友好，所以才敢发表这些浅陋的见解，您如果认为这个意见还可以，就请转达贵国政府，相信贵国政府对此事会有所权衡”。清朝公使觉得此事可能与国家休戚相关，就将英国外部大臣的意见呈报给了清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