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的那个十二月，全国各地的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的候乘室里，人们都要受到这样的盘问：“你必须要做这趟旅行吗？”这些地方都挤满了人，每个人都对那个问题想好了一个清楚无疑的回答：是的。有比画着手势申明确有急务在身、要求优先待遇的商人；有要回家度过参军前最后一个平民假期的学生；有嘈杂喧嚷、正在出发的新兵；有身着漂亮的定做制服、佩着绶带的高级军官；有沉默不言的战斗老兵；还有随处可见的恋人、已有身孕的新婚女子和拉扯着孩子的妻子们，小孩子们都是要“去看我爸爸--他是陆军士兵”，或者是水兵、飞行员、海军陆战队员、海岸警卫队员--总之都是无法在圣诞节休假的军人。而且，每个人都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有欢快的：“他一定高兴极啦。他还没见过这孩子呢！”有哭诉的：“那我就站着。我不要座位，行吗？”还有没说出口、不能说出口的话：“可是我必须去那儿，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开车去吧。”埃勒里说。

于是，他留在纽约家中，与父亲和收音机做伴度过了圣诞节前夜。圣诞节那天，他们去教堂做了礼拜，吃了一顿还没有被归入配给制的火鸡，去中央公园散了步。而后，奎因警官便安闲自在地躺下来，又开始了他近来的一项休闲活动：重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①--那部书里充满了对拜占庭宫廷中奸诈之徒的阴谋恶行津津乐道的描述。埃勒里则给久拖未复的来信写回信。

二十六日，他已经收拾完行李，做好了旅行前的休整，但丝毫没有对这次旅行感到高兴或期待。一向工作得太过辛苦，他的身体都缺乏活力了。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把手提箱塞进老旧的杜森博格车，拥别了父亲，便上路了。

或许是命运的捉弄，当埃勒里出发不久、体力还不错的时候，沿途捎上的几位搭便车的军人还能跟他换换手开车；而跨过了密西西比河之后，他开始感到疲倦了，再碰到的搭车客当中竟没有一个会开车或者有驾驶执照的。当他在十二月三十一日黄昏时分抵达好莱坞时，那里已经沸腾着新年除夕的欢乐喧闹，他却从里到外每个细胞都疲倦难耐，只渴望马上洗个热水澡，再躺到一张舒适的床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