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他们来到北京时，都是小伙子，光杆一个。五年前办假证不像现在这样司空见惯，都觉得那是犯法的，搞得就很诡异，神秘兮兮地在街角里遇上个人，小声问人家需不需要证件。这种询问需要相当的眼神，你首先得判断对方不是警察，不能往枪口上撞，然后才是目测对方是否需要假证。难度比较大。警察那会儿对这事也觉得新鲜，见了就抓。所以他们就很辛苦，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慢慢心放开了，紧张感减弱，生活就好多了。再好也是办假证，不可能跟正常人一样。整个状态比较闲散，想到街上转转就去转，不想转就待在住处，睡觉或者无所事事。找到了生意又得通过一条隐秘的途径去制作假证，再找偏僻的地方接头交货。晚上经常出来行动，写小广告。这都要提防城管和警察。

还有一个麻烦事，就是租房子。房租当然越低越好，所以一般都租老北京的小平房，能塞多少人就塞多少人，摊到各人头上钱就少了。山羊就和歪头大年一起住。那时候北京还要暂住证，警察三天两头查房，逮到了就关收容所，然后找个好日子把你遣送回老家。山羊和歪头大年都被遣送过，因为晚上两人在三环边上想写小广告，鬼鬼祟祟的样子被警察盯上了，按照无业的流动人员被送回了老家。他们在家待了两个月，被抓的恐惧消退了，做了两次深呼吸又进了北京。折腾过这一回，他们心里有了一点底，但生活总体上还是仓惶。歪头大年最先扛不住，他抱怨，妈的，老子来北京的目的是赚钱，不是为了担惊受怕。不知深浅地过日子他的感觉相当不好。

“怕了就回去。”山羊说。

“不想回。北京好。”

两年下来，他喜欢上了北京。他觉得北京是个好地方，要什么有什么，大街上碰破脸的都是洋鬼子，女人不打扮看起来也漂亮，而且想着能跟那么多电视里的大人物生活在一个地方他就心动过速。比我们老家那可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到底是首都。

“那就没办法了。”

“有。”

歪头大年扳起手指头开始数，数来数去只数出三个人。过去一起办假证，后来改行不干了。一个入伙做了服装生意，在动物园服装市场专卖假名牌，一件皮尔·卡丹一百五十块钱就出手。一个进了公司做老总秘书，这是他们想不通的，那家伙初中都没上完，写封家信都得找他们帮忙，这样人也能当秘书？后来他们才知道，那老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第三个娶了一个北京姑娘，具体说是一个北京的离婚女人。一般来说，北京女孩是不愿意找没有北京户口的男人的，何况还是他们这样办假证的。但是那位兄弟就成功了，结了婚很快就生了孩子，孩子的户口跟他妈，北京的，他也改行做了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