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信是冯先生应我邀约，为我报副刊写了一篇散文，我寄样报后他的复信。从此信中可知他当时身体状况十分不佳，但仍想着为我写字的事。“但既已承诺，当不至于食言”，先生之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实在令我感动！

第二封信是我写信向他求赐他的著作《冯至学术精华录》后他的复信。“所谓《学术精华录》实际上一点也不‘精华’”，何等谦逊！

过了几天，我去冯先生府上取回他赠我的著作和墨宝：“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是郑板桥的诗句。

那天我为他拍了几张照片，他高兴地笑着，眼睛眯成一条缝，慈祥极了。

冯先生晚年常对人说起他一生的两个“心病”，一是1958年时文艺界领导要他写的批判艾青的文章，一是1958年时他主编的《德国文学简史》。对于第一件事，他曾说，领导关照要写，这是“任务”，谁敢拒绝不从？

冯至去世前不久，曾去病房看望同住协和医院的艾青，艾青看见冯至拄着拐棍步履维艰地走来，感动得伸出大拇指向冯至致敬，冯至也伸出大拇指以示回敬，两位老诗人，前嫌顿释，把这个历史造成的恩怨还给了历史。

至于那第二件事，同样是当时的时代悲剧。在1958至1959年的狂热气氛中，什么“拔白旗”“插红旗”啊，在这种时候，有多少人敢说真话，敢凭学术良心正确评价外国作家和作品？然而冯先生严于律己，他认为这本书中的观点、材料上的问题，都是他的责任，他把一个沉重的历史枷锁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他并没有把一切都推给历史。这是何等心境，何等胸怀！

我们可以把冯至当镜子来对照，反问自己在荒诞的岁月里做过什么荒诞事，是不是把自己做错的事都一股脑儿算在了历史的头上？也许我们可以列一份清单，把那些伤过的人的名字写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