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对无言，沉默了片刻。我想用什么话语来安慰她，于是说道：“政协大会期间您托王路宾先生带给我的朱先生译的那本维柯的《新科学》我收到了。您还想着我，谢谢您。”“我当然要送你，朱先生生前每出一本书都送你的。他85岁开始翻译这本《新科学》，真是费尽了心血，他是累坏了啊！大家都说他要是不译这本书，可能还会活得更长久。他自己说他是‘春蚕到死丝方尽’，我说他更像诸葛亮一样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惜他生前连书都没看到。”我接着说：“朱先生就是这么个人，只要他还活着，你不让他做事不行，他闲不住啊！”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她去接电话。返回来她告诉我，那是已故郑昕教授的夫人打来的。她说，郑教授的夫人真是太苦了，“郑昕死后，他们的三个孩子都有病，不久也死了，只剩下她一个人，这些年真不知她是怎么过来的！我们这个家庭以往大多数是顺境，我根本没想到朱先生会故去，但他去了，我很不习惯。总觉得一切都变了，很难办”。哀伤和忧愁像关不住的潮水一下子倾泻出来。

是啊，他们是几十年的老夫妻了。

1925年朱光潜先生在春晖中学和上海立达学园教书的时候，奚今吾就是他的学生。不久朱先生去英法留学，奚今吾也到巴黎大学攻读数学，有一段时间在巴黎大学，每到晚饭以后，两人不约而同地来到图书馆门口，利用等图书馆开门的时间互道衷曲。一到图书馆开门，一个奔文科资料室，一个奔理科资料室，各自看书去了。这是多么别具一格的“约会”！

1931年朱先生转学至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院研究所，边学习德语，边继续研究美学和心理学。奚今吾也转学到这所大学，继续攻读数学，不久他们结为伉俪。朱先生34岁，温文尔雅，才华横溢；奚先生小朱先生10岁，素手纤纤，亭亭玉立。爱情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也就是在这年朱先生完成了他的名著《文艺心理学》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