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聂绀弩夫人周颖携文怀沙先生手书诗稿《挽丁玲》（七律一首）和《挽聂绀弩》（七绝二首）见我，希望能在报上发表。同时附有文老5月10日写给她的亲笔信一通：

周颖阿姐：

不过是在一个月之中，耀辉革命文坛历时半个多世纪之久的老作家—丁玲与老聂竟相殂谢。想起这二人生前对我的知遇之恩，心头就像压上两块沉铅，老透不过气来。因而写了几首旧诗，遣个人之怀而已，初无意示人也。你既然想看看，另纸抄写呈阅。你知道我与绀弩交情深厚，岂是两首小诗能说得尽？颇想通过诗文为故人作评价，却又苦于无此能力。我的两首挽聂绝句自以为把感情浓缩了，但出之笔下却写得很淡很淡……也许只有您能懂得我那诗句中非言可宣的情怀罢！一般说来，哀诔之辞的遗憾是受主无从读到，只供活着的吊客指点。这样也有好处，让逝者自自在在安息吧。要不，生前已听腻了许多无聊的演讲，死后还要被迫忍受听取才子文士们的絮聒，岂非死难瞑目，其苦无涯乎？

唐代的高适五十岁开始学作诗，绀弩自称六十岁才学作旧诗，其实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个诗人了。他的诗的语言和思想弥漫在他整个一生的生活中，躲藏在他深刻、犀利的全部杂文和新体诗中，只是他本人青壮年时代不屑搞“平平仄仄仄平平”罢了。后来因在困蹶中发现“束缚思想”（毛泽东语）的旧体诗竟束缚不了他，甚至反要助长他的诗思，使他在这种“束缚”中找到他驰骋其特异诗才、寄托其特异思考的自由天地了。当二十年前我读到他那些越写越“邪糊”、越写越“肆无忌惮”的诗，更是担心极了。于是我作了几首律诗劝他戒诗，主要是劝他不要在诗中惹事非，我说：“多一是非喻白马，文章岂贵吟龙蛇？”（我和他都曾酷爱庄子的文章，他的旧诗集《散宜生诗》，这书名正来自《庄子》）并且向他指出：“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他以解嘲的口吻回答我：“每一狂夫天意厚，白双老眼帽檐斜。”（见《散宜生诗》三十四页），何等自信，又何等自负！绀弩好在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要不天壤间就没有《散宜生诗》这一奇葩了。“龙江打水虎林樵，龙虎风云一担挑。”（见《散宜生诗》柬周婆）有这样抱负的诗人岂是阻遏得了的？

丁玲生前介绍《人民政协报》的邹士方同志向我约稿，通过接谈，知邹君相当热情。老聂有何遗稿，可与邹君联系。匆上，敬候

夏安

弟文怀沙拜上八六.五.十.灯下

找邹士方同志可打电话到“人民政协报”（65.5302），该报社地址是：“本市太平桥大街23号”，他家住：“西四北头条2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