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张申府与“救国会”的沈钧儒等六人被聘为第一届参政员。他1942年加入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1946年1月他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张申府一生中第二次最重要转折发生在1948年，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败相已现，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单纯的张申府出于一位知识分子对于生命的尊重和对于和平的向往，写了“呼吁和平”的文章发表在《观察》杂志上。因为《观察》上的这篇文章，张申府被开除了民盟，并受到严厉批评。

解放后他历经坎坷，1957年顶风支持章伯钧，替罗隆基说话，遭受到了无情的批判。但他视荣辱为身外物，性情恬静淡泊，深得中国哲学的真谛。

他说：“我想，我是太不世故了。任何时候，我跟大多数人意见不合时，我就走我的道路，我退出。我不通，所以我不干。”

他生平无嗜好，不沾烟酒。他衣冠整洁，垂暮之年仍修边幅。他视书如命。解放前久居南京，但因自己在北京有众多藏书，解放后便移居北京，三十几载与书为伴。

申府先生共有兄弟三人，二弟张崇年，河北大学物理系教授；三弟张岱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专家，著名国学大师。

1985年我由申府先生小女燕妮引见，拜望申府先生。他当时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职务，精神很好，头脑清楚，思维敏捷。

他精通英、法、俄、波诸语，毕生在抽象思维中生活，著述甚丰。他不好文艺，对常人喜欢的演义小说无兴趣，自己也不写作诗词。

他讲课没有讲稿，即席发挥，生动活泼，深得学生们的喜爱。据说抗战时他在清华讲课，课堂上座无虚席，而金岳霖先生的课堂里学生却寥寥无几，许多人都跑到张先生的课堂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