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又询问另一女研究生：“你研究什么？”对方答：“我研究子弟书，准备把子弟书和其他快书、评弹一块研究。”先生说：“这不行，放到一块儿不行，不一样。评弹开头是八句诗。过去有个叫德寿山的，跟我叔爷是朋友。他能现场编词，把来宾和听众的事都编进去。那时冯玉祥的部队胳膊上裹着白条，上面写着‘不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德寿山开场诗就把这编进去，博得喝彩。可有时编不好，也挨打。我那时很小，在铺着绒的桌子上爬来爬去，听德寿山说书。骆玉笙唱大鼓《剑阁闻铃》，学的时候中间就少了一句，她一直这么唱。我听了，给她指出来。过去评弹、大鼓很不容易，如《昭君出塞》，开头引的是杜甫的八句诗：‘千村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紧接着又作了八句诗接上，很不简单。你杜甫不是高明吗？我不比你差。过去有‘眼前美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可艺人不这样，那是题黄鹤楼的诗。黄鹤楼毁了，新的我没去过。”

先生在四个新考上的研究生的“培养方向表”上签名，一式两份，写得很慢。签日期时他问：“今天几号？”众人告诉他几号。研究生们告辞，先生欠欠身表示道别，又笑着说：“刚才我说了什么话，我现在都忘了。”

先生此言何意？是说自己健忘，还是表示自己刚才那一番话姑妄言之，不足为训呢？

这是大智慧。

两个月后的12月4日上午9时半，我又拜谒了启先生。

先生身穿一件深蓝色毛衣，腰间挂着一个透明的塑料尿袋，里面满是尿液，坐在椅子上不方便站起来。见到我进来，他连连抱拳致意。

我坐定后，他问我：“你现在干什么呢？”我答道：“我在《中国》杂志社负责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我问他：“您上次摔跤后，现在是不是好点了？”“我现在站起来很困难，走不了路，只能用四个铁脚了。”他无奈地笑着。我知道他所谓的“铁脚”说的是在他面前的助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