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崇拜陶渊明的涵养性灵和诸葛亮的经邦济世之才，但又不求甚解。我还学习金圣叹批注的《今古奇文》的笔法，一个暑期写一篇文章，仿佛很有所得，觉得学校学的没有什么意思。我读《中学生》杂志，里面最打动我的是一些科学故事和一些人如何成功、成名的故事。其中有一篇讲稻田养鲤鱼的文章，至今我还记得。我读过一本小说《兰花梦》，情节像‘梁祝’一样。一个女的扮男装上学，与一男子交好，女的比男的更有名，考试考得最好，做了官。男的已知道他是女的，就去见她，让女的听他的支配，完全是大男子主义。后来女的受他的折磨死了，他又痛哭流涕。这一切，书上都归罪于前世姻缘。对此我非常反感，在书上大大地批注了一番。”

“1917年我到北大读书，才真正投入到五四新潮流之中。”

杨晦先生在与我谈话后的三年后（1983年）逝世。1986年汇集他在文艺理论方面的主要著作的《杨晦文学论集》出版，由冯至先生题签。

时光已过去20多年，而一位白发老人在昏暗的光线中潇洒地剥着红澄澄的橘子的情形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啊，那白，那黑，那红……可惜当时我没有彩色胶卷，把这一特定的氛围记录下来，那真像一幅奇妙的名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