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的复苏也是时代的反映。如前所述，现实主义在“二战”爆发之后、冷战高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获得了令人担忧的学术界支持。然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冷战局势趋于缓和，国际图景看起来非常不同，自由主义开始复苏了。自由主义者提出许多主张，反映了时代要求。其中一点是，现实主义的假设使世界陷入了“冲突的心态”（a mind-set of conflict），有可能导致文明的毁灭，尤其是在核时代。这种关切促使一些学者开始从学术的角度“探索价值观（诸如和平与正义）在全球政治中的实现”方式（Falk，1986，16）。自由主义强调民主的扩展以及“民主和平论”方面的工作。这一观点（在第6章中会详细论述）是与现实主义核心假设相抵触的。现实主义认为所有国家都会相互争斗，无论民主与否。自由主义者也注意到了联合国作用的扩大、欧盟的成长及全球合作的其他例子，指责现实主义无法解释这些变化（Nye & Keohane，1970）。

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如同早期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很快就分裂为两个思想支流。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 liberalism）是其中较早的一支，是理想主义的直接派生。像古典现实主义一样，古典自由主义是基于其人性观点的。然而，不同于古典现实主义者的悲观态度，古典自由主义对人性持乐观态度。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将自己的知识谱系追溯至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等政治哲学家。在《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1762）中，卢梭认为人们在公民社会中结合在一起，因为他们发现，与竞争性的自力更生相比，合作更能够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当代自由主义者将这一观点运用到全球社会，认为人类以及国家通过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合作与和平的全球社会，能够更好地生存。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差不多与新现实主义并驾齐驱。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s）赞同新现实主义者的以下观点，即在无政府世界体系中，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冲突。然而，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个体系并非新现实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近似无政府状态。按照新自由主义者的说法，这个体系是以复杂的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为特点的。这意味着各个国家通过贸易和其他许多经济的、社会的交流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合作、限制了冲突。复杂的相互依赖也促使人们更频繁地运用国际法，创建更多、更有效力的国际组织，以处理正在扩大的国家间联系。反过来，国际法的传播和国际组织的重要性也逐渐减少了无政府状态，因此也减少了体系中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