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是完全理性的或许可以让人感到欣慰。但事实上，从许多方面看来，对外政策决策与上大学以及其他众多生活选择的决策过程并无不同。对外政策决策和生活决策一样，也受认知、情感、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有时甚至还受生物以及理性计算因素的影响。

认知因素

选择大学以及国家领导人的对外政策决策都有关于认知决策（cognitive decision making）。这意味着决策要受到“理性的有限性”的约束。外部界线（external boundaries）包括遗漏的、错误的或不知道的信息。例如，乔治·W·布什总统与布莱尔首相必须决定2003年3月是否出兵伊拉克，但却不知道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是否会使用生化武器攻击英美军队。理性决策的内部界线（internal boundaries）源于人类的固有弱点，如有限的体力、有限的研究复杂问题的智性能力。无论导致2003年美伊战争的危机的“各种现实”是什么，有效的信息领域远非小布什总统、布莱尔首相、萨达姆总统或任何其他人所能获取。

毫无疑问，我们都不愿意接受我们并非完全理性的现实。因此，我们倾向于采取某种智力策略来解决我们的认知局限。诸如，寻求认知一致性、“一厢情愿”以及启发式方法的使用。

寻求认知一致性 决策者倾向于忽视与既有观点相悖的观念与信息，寻求认知一致性。伊拉克能力和意图的相关信息与谬误方面的争吵还将持续数年时间。但询问以下问题是有益的，即英美高层决策者为何情愿接受英国的情报而忽视中央情报局所提出来实质性质疑。原因之一在于，英国的发现“符合”既有的萨达姆及其意图相关负面形象，而“伊拉克没有核计划”的信息则将引起令人不安的认知冲突。

“一厢情愿” 为了证明我们的决策是正确的，人类经常“劝说”自己：我的选择是正确的（Johnson，2004）。鉴于其所面对的军队是具备压倒性优势的，萨达姆为何选择反抗而不是安全地流亡这点令人费解。萨达姆的一些副官认为，他认为自己不会失去权力。在伊拉克独裁者看来，1991年的军事失败仅是一种战术性撤退。在2003年的美伊战争开始之前，萨达姆的“一厢情愿”表现得非常明显。当时有一位记者指出，萨达姆所面对的军队比在“海湾战争”中击溃伊拉克军队的那些军队还要强大得多。这位记者问道：“你为什么认为这次能够在战场上获胜呢？”伊拉克领导人回应道：“1991年伊拉克并没有被击败。事实上，根据我们自己的决策，我们的军队从科威特撤回了……我们把军队撤回伊拉克，为了能够在我们国家内继续战斗。”萨达姆继续“一厢情愿”地向记者保证，“如果战争强加到我们身上，伊拉克不会逃避……（我们）不会被打败，即使某大国希望那样。”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