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发式方法的使用 人类解决其认知局限的第三种方式是使用启发式方法（heuristic devices）。人们往往走各种思维捷径，不事先搜集大量的信息、彻底分析，就“轻而易举”地作出决策。

惯性思维（stereotypes）是启发式方法的一种。例如，美国司法部至少支持对可疑的恐怖主义嫌疑犯进行有节制的拷问，其首席检察官约翰·阿希克夫（John Ashcroft）的惯性思维就反映了这一点，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上帝要求你送儿子为其战死的宗教。基督教是一种上帝派遣他的儿子为你而死的信仰。”①

类推（analogy）是另一种启发式决策捷径（Dyson & Preston，2006；Breuning，2003）。人们会将新遇到的人或事与曾经遇见或知悉的人或事进行比照。经常出现在政策论辩当中的此类“思维链接”是慕尼黑类推（Munich analogy）。它指1938年纳粹德国威胁要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时，法国和英国对纳粹德国作出的“绥靖”决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意味着“绥靖”政策的失败。后来的领导者总结出的“教训”是，与独裁者妥协只会纵容他们。慕尼黑类推明显地体现在后来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思想中。尽管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性证据并不存在，他仍然力促对伊拉克采取行动。拉姆斯菲尔德认为：“想起‘二战’的序幕……所有国家都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由于这种误判，数百万人丧生了。”②当主要战斗结束之后，伊拉克民主化与稳定工作日益糟糕，战争反对者展开了另一种类推--越南战争。例如，当2007年年初总统乔治·W·布什宣布他将增派2.1万名士兵进驻伊拉克时，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提出警告：“（当时的）国防部向我们保证，每次向越南新派部队都是最后一次。而事实是，每一次都导致了下一次。”③图3.1表明了伊拉克问题上的“越南类推”如何在美国人心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Schuman & Corning，2006）。

情感因素

设想“决策者是理性的”颇可令人感到宽慰。但事实上，决策者们也会感到沮丧、悲伤、愤怒，他们身上的情绪同样各式各样。例如，正当1980年伊朗扣押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工作人员、美伊之间发生了人质危机，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伊朗学生将白宫包围了起来时，总统吉米·卡特发怒了。卡特怒不可遏，他咆哮道：“（我要）亲自走上街头，揍……那帮杂种。”（Vandenbroucke，1991，364）卡特不会走上宾夕法尼亚街头，也不会暴揍抗议者。但很可能正是他的愤怒和孤掷一注导致了后来人质解救行动的鲁莽和失败。相似的是，“9·11”恐怖袭击也让时任统乔治·W·布什怒不可遏。他对副总统切尼说：“我们一定要查出真凶，揍死他们。”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