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也加强了其他国家与其民族反抗外国控制的决心。在一个世纪以前，在类似于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冲突之后，或许会成立一个由战胜国控制之下的殖民政府。伊拉克的战后临时政府最初会受到美国人的极大影响，但很显然，主权最终必须交给伊拉克人。对于一个殖民性的接管，全球规范甚至美国的公共舆论都会强烈抗议。而且，伊拉克人也会以暴力对抗。尽管直到2006年，伊拉克人在许多国内问题上还存在各种分歧，但他们在“美军及其盟军在不远的将来撤出伊拉克”这件事情上是团结一致的。2006年年底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发现，超过3/4的伊拉克人怀疑美国打算在伊拉克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71%的伊拉克人希望外国军队在一年之内撤出其国家。①

民族主义有利于经济发展。殖民地、各国内部的少数民族经常会在经济方面受到欺骗。非洲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国家仍在奋力克服殖民后果。殖民国家为了自己的发展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几乎不会为殖民地建立任何经济基础。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理论上统一的多民族帝国，如苏联。在沙俄或苏联的控制下，6个穆斯林占多数的苏联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被忽视了。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是俄罗斯的1/3，婴儿死亡率是俄罗斯的4倍多。这些新兴国家必然会继续承受数年时间的经济困难，但在他们自身看来，他们至少可以自主地致力于自身的发展。

民族主义承认多样性与试验。例如，民主就是美国在1776年进行的一项实验。这在帝王统治下的单一社会制度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多样性也允许不同文化维持自己的价值观。一些分析家认为，区域性或世界性政治组织或许能够促进各种文化之间的融合，但也可能造成更糟糕的文化帝国主义--强势对弱势文化的独特性的抑制。如将在第5章详细论述的，无论好坏，世界在文化上正日益聚合。但主权国家所体现的民族主义至少有助于确保文化传入的内容一般是人们愿意欣然接纳的，而不是外部权力所控制的。

消极型民族主义

尽管民族主义有其贡献，但也有其阴暗面。在任时期的比尔·克林顿警告世人：“好战的民族主义正在增长。”他发出警告，这种民族主义正在“将健康的民族、部落、宗教团体与种族团体的荣誉感转变成为癌症一样的偏见，侵蚀着国家，并且使人们沉迷于暴力与煽动的政治麻醉之中”①。如图4.2所示，因自决而发生的种族民族冲突稳步地从1956年的4次上升到1990年的41次，2004年这种冲突下降到了22次。虽然种族民族冲突仍有可能继续下降，但如此断言还为时尚早（Fearon & Laitin，2003）。不幸的是，尽管冲突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种族民族冲突的强度与广度至今还是居高不下。此外，这些内部冲突还有可能变得国际化，有证据显示，“面对国际争端，内部存在民族叛乱问题的国家比不存在类似问题的国家更可能使用武力和首先使用武力”（Trumbore，2003，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