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论与仇外 重视自身所在民族是民族主义的一个积极方面，但这经常会导致优越感或对于其他民族的恐惧与憎恨。仇外（xenophobia）是一种有害对待“他们-群体”的方式--讨厌或恐惧其他民族。例外论（exceptionalism）是一种“本民族优于其他民族”的信念，它不太有敌意，但仍然可能引起麻烦。一项在43个国家开展的全球调查发现，39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完全”或“大多数”赞同“我们民族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我们的文化优于其他文化”的说法。总体而言，68%的人感觉如此。印度人是最有例外感的民族，并且，与通常的看法不同的是，法国人其实是最无例外感的民族。图4.4展示了这两个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人们的观点。一些评论家指出，抛开近期的其他事例不谈，威尔逊式“民主扩展论”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世界的例外论欲望的实例之一，正是这种扩展民主的冲动促使布什政府派兵进入伊拉克（Lieven，2004）。

仇外与例外论之间经常发生冲突（Marx，2003；Wimmer，2002）。面对这种现实，伏尔泰1764年悲叹道：“可悲的是，一个优秀的爱国者往往是其他人的敌人。”①如果曾经有过冲突或压迫的历史，各个群体之间的相互憎恶感会特别地强烈。某种族群体曾经遭受过的伤害“会被神秘地记起来，好像昨天就是今天”②。充分理解仇外的严重性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巴尔干地区所发生的大多数事情作出解释。对于塞尔维亚人而言，1389年的“科索沃战争”已经成为了一种情感的催化剂。在这场战争中，土耳其帝国打败了塞尔维亚王子拉扎尔（Lazar），此后开始了长达5个世纪的穆斯林控制。有人评论道：“塞尔维亚人崇敬这场战斗，就像美国得克萨斯人不忘阿拉莫战役（the Alamo）一样。”塞尔维亚历史学家德扬·梅达科维奇（Dejan Medakovic）进一步指出：“我们遭受到了土耳其人的蹂躏，我们的道德、伦理以及神话都形成于这个时刻。科索沃……已经渗透进入塞尔维亚人的记忆深处。”③对于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而言，1389年留下的创伤不断化脓并溢出毒素--20世纪90年代初对波斯尼亚穆斯林进行了所谓的“种族清洗”，然后又指向了科索沃穆斯林。

文化歧视与压迫 在那些以某主导性族群群体为主体，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少数民族的国家，主导性群体几乎总是比其他群体更具政治、经济与社会优势。在极端情况下，主导性群体会以暴力甚至种族屠杀的手段压制少数民族。这表现了以下事情的特点，即塞尔维亚人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所进行的种族清洗狂潮、胡图人在卢旺达对图西人所进行的种族屠杀、近来苏丹阿拉伯穆斯林对黑人基督徒以及穆斯林团体所进行的屠杀行为。而更恐怖的事例发生在纳粹德国。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中鼓吹纯正的德国人是一个“雅利安民族”、是人类发展的缩影的观点（Eastwell，2006）。相比之下，俄国人和其他斯拉夫人则是“边缘人”（marginal humans），在隔离与屈辱的境况之下，事实上是“消耗品”一般的奴隶。犹太人与吉卜赛人是“非人类”（nonpeople）、“害群之马”，应该连同精神病患者与同性恋被一同清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