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马丁和舒曼却并不相信这种“全球化的穿透力”，相反，他们用自己的眼光穿透了所有这一切全球化的表象，揭露了深埋在这些表象下面的问题：当我们审视经济全球化现象时，必须回答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全球化的经济“是一种自然产生的过程，是不可遏止的技术与经济进步的结果”，还是“由于（人们）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他们的答案是后者。而留给我们的疑问还有：是谁确定了这一“既定目标”？这一“既定目标”是否完全代表了全球人类的真实追求？两位作者的分析表明，即便我们绕开这些疑问不谈，也不能轻信这种听似动人的“新全球主义”宣传，无论这种宣传是来自诸如戈尔巴乔夫、布什、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布热津斯基这类“克理斯玛”式的政治领袖，还是来自哈耶克（作为撒切尔首相的亲密朋友）、弗里德曼（作为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等荣获诺贝尔奖的大牌经济学家，抑或是来自诸如约翰·盖奇、比尔·盖茨、索罗斯一类的当代世界级豪富。戈氏豪迈地宣称：“我们正在转入一个新的文明”，可他却不能带领自己祖国的人民迈向这一新文明。布热津斯基用美国式的幽默将这个“新的文明”比喻为“奶乐”（tittyainment）文明，即：充足的食品（象征化为“奶头”［tits］）+充分的娱乐（由“娱乐［entertainment］）一词来表示之未来文明。可谁能提供足以喂养几十亿人口而不是几十万超级豪富的“奶头”？是作为第一世界的美国和欧洲？还是我们所寄居的这个日益贫瘠而病弱的地球母亲？倒是盖奇更实在些：当新全球主义经济学家们推断世界性的劳动市场正在或已经形成时，他便不无夸张却又不乏真诚地坦言，高科技巨人惠普公司未来将只需要“六个，也许八个”职员上岗，其余的人都将被解雇。于是人们不禁会问：被解雇者去干什么？如果失去工作，他们如何生存？这就是世界统一性劳动（力）市场形成后的必然结果！作者形象地将之概括为“20∶80的社会”，即五分之一的劳动者就业与五分之四的劳动者失业同时并存的未来劳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