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相信全球化的一个根本理由是，世界统一的大市场已然形成。全球化的命题反复宣称：“高科技武装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本、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正在把世界融合为一个唯一的市场。”可是作者提醒我们：在尽情享受“全球漫游”、“电子信箱”的方便快捷时，应当注意国际网络背后的“媒体帝国”及其权力控制。现代沟通日益便捷、甚至便捷到万里同声会面（如屏视电话）的程度，但却决不意味着现代人比以往有更多的机会或可能分享他们话语的共同意义。相反，无论是南北对话，还是东西对话，人类已经越来越难以找到“共同语言”和共同的语言意义。不同地区和民族、甚至是同一国家内部都面临着“不同语言集团”之间日益强烈而深刻的话语冲突，譬如，加拿大魁北克人对说法语权利的诉求，美籍西班牙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所显露的对说英语的厌恶（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上前不久在中国南部发现的“女性文字”）……这一切恐怕不应该只被理解为世界多元化的一种文化征候，至少它还暗示着“大型卡狄威”（“西方购物中心”德文缩写）之可普适化的限度：所谓统一的世界市场，似乎并没有能够真正彻底地突破现代人类多元文化之间的心理限阈和民族信仰的封锁线而给予全球化理论以深厚可靠的文化支持。当人们耳闻目睹持久不断的日美贸易摩擦、欧美贸易伙伴间的香蕉大战时，当世人渐渐明白西方国家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断提出额外的非经济贸易条件时，很难相信，他们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市场乌托邦主义者”们对“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所做的新全球主义憧憬。事实上，许多人包括许多谨慎的思想家，并不完全信赖市场（规则）的绝对化权力，凯恩斯不相信，麦金太尔不相信，查尔斯·泰勒不相信，吉登斯也不相信，《全球化陷阱》的两位作者自然更不相信。因此，他们把世界市场视为强者和冒险者的游戏场，或者是由“富裕沙文主义者”开办和操纵的“资本赌场”，把国际金融体系看做是经济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体系。对于弱国或处于资本饥渴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规则体系无异于一纸“浮士德契约”，因而最终把全球化看成了一个经济表象掩盖下的政治陷阱，并进而抱怨现代经济对民主政治的僭越，甚至把恢复政治对经济的优越秩序当做是避开全球化陷阱的正确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