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和舒曼的否定性断言非常激烈：新经济自由主义把非调控化（非国家干预）、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当做全球一体化的三支令箭，实际上决定了这场全球化战争必然是以强凌弱的征服。由于市场经济只信奉一套“狼的规则”，因而失去必要的国家调控和规范，市场就可能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强者可乘之狂奔，弱者则只能遭其蹂躏。于是，“获利的少数”与“失落的多数”便成了平等的现代注脚，所谓“全球化的胜利将会使所有人受益”的动人演说，对于数十亿的失落者来说“简直是一种讽刺”。按照这种既定规则进行的全球化游戏，只会“把民主推入陷阱”。“民主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如果借以实现民主的规则本身并非民主的产物，而是强者意志表现，那么民主的过程就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在缺乏平等前提的全球化自由竞争中，“正义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其目标所指也不是正义秩序的重建，而是利润和权力的争夺，而且很可能是一场不要卒子（弱者）、只存在于将帅（强者）之间的权力角逐。事实上，马丁和舒曼已经看出，劳动市场的全球化正迫使大量的生产者变成了棋盘上“闲着的棋子”，甚至在西方福利国家也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劳动牺牲”。１00多年前被马克思等革命思想家寄予深厚同情的无产阶级及其罢工反抗，在越来越强大有力的国际资本的权力角逐中，不仅显得越发软弱无力，而且随时都可能成为被解雇的借口。全球化似乎杜绝了劳动者发动革命的可能性而只剩下日益纯粹的强者之梦。

不均衡和不公正不单是当代全球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特征，而且简直就是其内在目标本身。均衡或公正意味着参与经济竞争各方的平等正义，然而竞争本身就是为了打破均衡。不均衡才是强者获取权力、显示权力和最终实现权力欲望的必要条件。由于对强权和利益的追求成为全球化经济运动的根本驱动力，更由于这种全球一体化运动的起点原来就极不公正，因而，没有人敢期待它将保证游戏过程与结果的公正。因为其游戏的规则只可能有利于强者，甚至它们原本就出自强者之手。这一点也许是《全球化陷阱》的作者对全球化最感悲观和忧虑的主要原因所在。作为欧洲公民的他们已经深深感觉到单极世界的巨大威力，没有了东方集团的世界并不能简单地被看做是整个西方集团赢得胜利和显赫的历史性机遇，实际上它仅仅是美国这位仍然留在国际拳击台上的拳击手自由展示其力量的特殊机会。作者的判断值得深思：“全球化被看做是世界市场力量的解放，从经济上使国家失去权力，这种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这是它们无法摆脱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