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说，全球化已然成为“现代性”赫然突显的当代事实，虽然他并不相信“市场经济万能论”（有时，他又将其斥之为“经济原教旨主义”）能够成为全球化的唯一通道，但他确信，一种汲取并综合左（第二、第三或者可能还有第四国际的社会主义？）右（激进自由主义和过度权利化的个人主义）两派思想活力的“中道”即“第三条道路”，有希望成为全球化的可行之道。无独有偶，当今风流西方政坛的政治领袖们如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以及因过于急躁和失措而提前下台的原德国财长拉封丹等人，也一再强调，全球化已不只是一种新的趋势或一个新的方向，而是一种已然的事实。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断言，“第三条道路”是唯一有希望将人类导向全球化光辉顶点的康庄大道。

然则我仍然担心，“第三条道路”仍然只是一条“单行道”（only way）。后冷战时代的西方政治家们太容易相信福山的寓言式宣言，相信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后以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结的人的历史。福山的“最后的人”是“唯一者”诞生的先声。这“唯一者”是否就是全球化大写的“人”？回应福山的是被《全球化陷阱》的作者们称之为“新的箴言”的警告：“快逃命吧！谁又能够逃脱得了呢？因为在资本主义胜利以后，历史绝对没有达到１９８９年北美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称的终点，而达到终结的只是被冒失地称做‘现代主义’的方案。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时代转折正在开始。不是繁荣和福利，而是衰落、生态摧毁、文化蜕化，明显地决定着人类大多数的日常生活。”

这种回应在一些更富于现代理性的思想家们，比如说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看来，可能过于情绪化、过于消极。哈贝马斯坚信，现代性或现代主义仍然是一个开放着的未完成的谋划，而罗尔斯则仍在一如既往地“建构”着他所坚信不疑的可普遍化的自由主义。他们都承认，文化多元论是民主社会条件下的一个客观既定的事实，但确信我们仍然可以跨越文化多元的差异分界线，达至某种形式的“共识”。罗尔斯采用了一种看似退却谨慎实则精进大胆的理论论证方式：即便我们必须放弃某种文化道德认同如正义伦理原则认同的奢望（非如此不可？！），也依然可以通过民主契约的方式，达致政治的“重叠共识”（政治正义--其国际延伸是所谓“万民法”）。而哈贝马斯则提供了一种更乐观理想的哲学论证：以某种普遍语言学和语用学的方式，建构一种公共论坛和参与这一公共论坛的“理想语言”（非私人化语言），从而通过民主对话和辩谈（商谈）抵达普遍的“价值共识”。在这里，“价值共识”的“实质性内容”是次要的，寻求这种共识的民主过程或公正程序才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