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还有个疑问，《尔雅》所说“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峒，东至日所出为太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又是什么地方呢？我说这个怕是“根据天象推算出来的，未必实有其地”。古人说天有九野《淮南子·天文训》。就说地有九州；《淮南子·天文训》和《地形训》。又斗九星主九州，见《续汉志·天文志》注。说地有十二州，天上也就有十二次舍；见《史记·天官书》正义。又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三参物，三三为九；……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淮南子·天文训》。就有大九州，比中国加八十一倍之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邹衍的说法。《史记》说他，“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明系凭虚推测。大九州之名，见于《淮南子·地形训》。又《周官·职方》贾疏：“……但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故《括地象》云，昆仑东南万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但都无从考校。可见得全是凭虚推测。无论哪一个社会里，天文学总发达得很早。两极之下，“夏有不释之冰”，“物有朝生暮获”，见《周髀》。虽不必亲历其境，据着天象，都可以算得出来的。丹穴、空峒、太平、大蒙，不过就“戴日”、“戴斗极”、“日所出”、“日所入”之处，替他立个名目罢了，如何能指实其地呢？

以上几种说法，第一种是说黄帝足迹所至，上文说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下文说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姑且不论他。第二、三、四、五种，都是说当时“疆域四至”的，三说明“四海”，四说明“四海之内”，较为精确；五把“四海”、“四荒”、“四极”，分做三层，更为清楚。咱们现在且从此研究起。《尔雅》郭注说：四极，“皆四方极远之国”；四荒，“次四极者”；四海，“次四荒者”；但是我有点疑心。《大戴礼·千乘篇》：“东辟之民曰夷……至于大远；……南辟之民曰蛮……至于大远；……西辟之民曰戎……至于大远；……北辟之民曰狄……至于大远；……”这“大远”，分明是次于四海的，不应反在四荒之外。再看邠国，《说文》引作汃，说“西极之水也”。那是西极，汃，是西极之水，这个同没有解释一样；但汃、邠是同音字，那就是豳，《释文》：“邠，本或作豳。”文颕《上林赋》注和《白帖》引《尔雅》，都作豳。是公刘所邑。濮铅，已见上章第六节；祝栗，邵晋涵《尔雅正义》说就是涿鹿的声转，涿鹿，见第三章第二节。把邠国和濮铅的位置校勘起来，也在情理之中。地方都不很远：孤竹则《汉书·地理志》说辽西郡令支县如今直隶的卢龙县。有孤竹城，比涿鹿远；西王母则《淮南子·地形训》说“在流沙之滨”，比邠国远；北户，后世的史传，还可考见是后印度半岛粤族的风俗，他们的户，都是向北。比濮铅远；只有日下，指不出确实的地方，然而就上三种比较起来，断不得远于太远，这么说，“四极”断不在“四荒”之外。参看朱绪曾《闲有益斋经论·西至于渡》一篇。郭注怕是弄错了的。我们可以疏通证明，说：

一、《王制》的东海、流沙、衡山、恒山，是当时中国的边界；自此以外，谓之四夷。《禹贡》所说的也属于这一种。

二、《尔雅》的泰远、邠国、濮铅、祝栗，是比这远一层的；黄帝所到的地方，和这一说相近。假定祝栗是涿鹿的声转。

三、日下、西王母、北户、孤竹，是更远一层，舜时声教所到的地方，和这个相近。北发当作北户，不必说了。山戎在孤竹附近，春秋时还是如此。《大戴礼·少闲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尧……西王母来献其白琯。”都可以做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