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男生跟我要电话号码，我在镭射灯里眯起眼睛，意味深长地问他：“你真的会打给我吗？”

我手里夹着烟，跟异性朋友紧紧地抱在一起贴面跳舞，我丝毫不担心他会对我有不轨的企图，因为他喜欢的是男生。

我卖弄风情，像一个孩子拙劣地模仿旧海报上的明星。

那时候我太年轻，刚刚领略到自由的滋味，不懂得当时任性的挥霍其实都是有代价的，我亏欠未来的自己，岁月给我记着账，来年都要一点一点地慢慢还。

大一那年的冬天，我跟当时喜欢的男生吵了一架，一怒之下倾尽所有买了一张去杭州的硬座票。

十二月的晚上，我穿着劣质的白色毛衣，冻得瑟瑟发抖。夜越深温度越低，我不得不把脏兮兮的窗帘拉过来裹在身上御寒，能有什么作用呢？

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车程，我冷得睡不着，却又无聊得发疯，那时候我没有任何数码产品，只有一部破得仅仅能打电话发短信的手机，我甚至匆忙得没有带一本可以阅读的书。

那是一次很不愉快的出行经验，当我回忆起来的时候，除了记得当时自己斩钉截铁地发誓以后一定要努力赚钱，无论去哪里都坐飞机这个雄心壮志之外，别的什么感受都没了。

这件事的后遗症是导致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听到从某地到某地要坐八个小时以上的车，就会有一种“这辈子都不要去那里”的想法。

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认，在很久很久以前，我的确是只井底之蛙。

二十三岁那年的夏天，我的后遗症被每天至少八小时的坐车经历治愈了。

在和田买去乌鲁木齐的汽车票时，S先生轻描淡写的一句“差不多二十六个小时吧”把我吓傻了，我像是没听懂这句话似的，不死心地追问一遍：“多少？！”

二十六个小时，我不知道要怎么才能熬得过去。

在和田汽车站旁边的宾馆里，我忧愁地吃着清甜的葡萄，看着S先生的背影，拼命地安慰自己说，没事，他还在这里，你们还在一起，不要怕。

那天我很早起来去离车站有点儿远的新华书店买了四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我算一算觉得撑十多个小时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剩下的时间就睡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