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这四个条件提得还不算过分，但后面两条非常难办。法国要求处理天津官员，不是要求引咎辞职或者关进大牢，而是要将天津府县的官员抵命。这让曾国藩非常难以接受，别说是他，就是朝廷也不会同意这个要求。虽然说天津的官员有失职的地方，但民众暴动与官员的关系不大，所以杀了官员显然是处理过重。而在这段时间里，曾国藩也在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行为。铺天盖地的指责确实让他冷静了许多、看清楚了很多。刚到天津他两眼一抹黑，工作思路基本按照崇厚的思路走。

可几步下来，曾国藩从国家功臣一下子变成了国家罪人，而这些步骤不全是曾国藩一人所为，但他是主事的头头，所以不管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还是个人意志的反映，曾国藩都要成为第一个被唾骂的人，崇厚反而能置身事外。这样的处境让曾国藩不得不考虑改变工作思路。对付洋人，只是一味地顺从看来是不行的，别说洋人得寸进尺，就是让他们满意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曾国藩逐渐改变了和洋人谈判的策略，软硬兼施，特别是在处理官员的问题上和洋人针锋相对—你不是说要杀吗？那就给个杀的理由。洋人说天津官员和百姓是一个鼻孔出气，所以他们要为事件负责。曾国藩告诉他们官员们已经就地免职送去刑部治罪了，杀人偿命是应该的，可官员们没有动手杀洋人，甚至自己差点儿被洋人杀了，这笔账怎么算？这下洋人没话说了。是啊，官员们没有参与骚乱，罪不至死啊，洋人也明白这点，但他们却不承认，非咬着要杀了这些官员。

法国公使罗淑亚见曾国藩的态度很强硬，只好寻求上层施压。他立即向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去最后通牒，如果不将天津官员砍头示众，那就撤回使馆和侨民，剩下的交给法国的海军司令处理。这摆明了又拿出武力威胁这招儿，不杀就开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