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知道法国人不会善罢甘休，立即向朝廷写了详细的报告，重点上报了自己对天津官员的态度—不能杀，免职属于正常的处罚。朝廷也很反感法国这种不依不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嚣张，不同意他们提出的要求。按说事情要这样发展下去，可能还真会发生比较严重的后果。可就在这时候，法国后院起火了，法国和普鲁士打起来了，老牌势力和新兴势力斗得不可开交。战争的发展向着不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法国的主要精力放在国内，这个远在东方的外交事件显然变得微不足道，但曾国藩还不知道法国已经后院起火。

向清廷施完压后，法国人又回到了谈判桌边。开战这个筹码已经失去，那就不能这么牛气哄哄了。最后，法国人不再要求杀人，但要求有个交代。曾国藩建议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遣戍黑龙江，也就是流放到恶劣之地服役。但清政府为了平息法国人的怨气，并没有听从曾国藩的建议，而是选择了比较重的刑罚。曾国藩却对朝廷的处理感到很失望，本来这几个官员被治罪他就心有不安，又处以这么重的刑罚，这让曾国藩更加觉得亏欠了他们。曾国藩筹措了两万两白银给几个官员作赎刑的费用，这样他才稍微心安了一些。从这也看出来，曾国藩的内心是多么的矛盾，怎么做才能让事件得到妥善处理，真让人费脑子。

官员的脑袋保住了，但事情还没完，洋人还在那里等着呢。官员不杀也就罢了，总要杀几个凶手吧。曾国藩清楚不拿出几个人头让洋人看看，这事准没完。而清政府也在催促曾国藩尽快抓获嫌犯以消除与洋人的紧张关系，于是曾国藩开始在天津城里抓人了。抓人可是件麻烦事，不抓不行，抓多了也不行。参与这次事件的老百姓数量少则百人，多则数千人，都抓了显然不可能。曾国藩想了个办法，那就先抓些挡挡。衙门里的捕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抓了十一个人。可区区十一个人怎能让洋人满意，别说洋人，连皇帝都不满意。在官员的处置上，洋人让步了，但对肇事者的处置可不能再让洋人下不来台。再说抓的都是百姓，多抓点儿，甚至多杀点儿，对于朝廷来说真是无足轻重，多点儿反而更好交代。这就是当时统治者的想法，草民还不如草，杀了没人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