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可能对小布什太失望了，所以对小布什误导下的美国把这么多生命、资金和时间都浪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强烈挫折感。毕竟在不少方面，中国大城市仍不如纽约。以上海为例，至少在金融业、公共文化空间和城市国际化程度等方面，上海与约还有距离，但在许多方面，上海确实走到纽约前面了，甚至远远地走在纽约前面了。在“硬件”方面，上海的机场、港口、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摩天大楼、商业繁华的程度、美妙的夜景均比纽约好。在“软件”方面，上海的社会治安、婴儿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等重要指标也好于纽约，上海市民的幸福指数也高于纽约市民。

当然，有人会说我们的大城市确实很亮丽，但我们的城乡差距很大，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我们的城乡差距大于所有发达国家，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要一叶障目，因为发达国家历史上都经历过城乡差距扩大的棘手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尽管我们农村的现状离发达国家的标准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我们农村这些年发展亦很快，我们农村的总体水平明显地好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关于这一点，我下一章中再谈。

有人说，中国腐败问题这么严重，怎么能算崛起？中国腐败情况确实比较严重，这是又一个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的大问题。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自己工业革命的时候，也是腐败迅速滋生的时候。19世纪的英国议员席位是可以买卖的；美国那个时候的经济主要掌控在史学家称之为“强盗式贵族”（robber barons）的手中；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些大名鼎鼎的家族，都有很不光彩的发家史；著名历史学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在其名著《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中把当时的美国定性为世界上最无法无天的地方，腐败猖獗，私人雇佣的“警察”可以任意处死罪犯，整个美国没有欧洲意义上的政府，结果人人自危，人人自卫，美国家庭至今拥有枪支的传统就始于那个时代；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特点也是大规模的官商勾结，今天日本许多大公司当年都是廉价卖给与政府有特殊关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