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提出一个观点：“不论是在哪一种文化中，腐化都是在现代化进行得最激烈的阶段最为严重。”为什么一个国家现代化上升时期往往也是腐败上升的时期？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的同时，国家的法治水平和监管水平一时还跟不上，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大国崛起的阵痛，确实需要时日才能解决，而且即使解决了老的腐败问题，还会出现新的腐败问题。美国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就暴露出大量的“第二代腐败”问题，华尔街的金融欺诈和监管套利令人发指，祸害全世界。总之，反腐败是个长期过程，最终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法治建设、经济和教育的发展等，才能从源头上和制度上决定性地减少腐败。

从横向比较来看，无论从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来看，还是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与中国可比较的（如人口在 5 000万以上）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腐败程度都高于中国，尽管这些国家都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如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所谓的民主国家了。

中国环境污染得这么厉害，能算崛起么？环境保护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但我们不要太悲观。历史上，欧洲的污染可能比中国还要严重，伦敦在 1952年曾出现过一周内 4 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欧洲的莱茵河曾被宣布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连游泳都不行。但后来欧洲通过大规模的生态治理，还是走到了世界环保的前列。中国只要下决心治理，可以后来居上。其实，西方现在也开始发现中国模式在环保领域内的优势：中国模式的特点之一是一旦认清了目标，其行动效率比西方模式高很多。短短几年间，中国在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等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基尼系数达到了0.45，甚至0.47，这能算崛起么？中国贫富差距确实比过去要扩大了很多，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的棘手问题，因为除了贫富差距本身扩大外，我们国家还有很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所以这个问题要处理好，否则中国的发展可能会遭遇挫折。但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看贫富差距的问题。比方说，人们经常引用的基尼系数，它只计算名义收入上的差别，而不计算中国相对贫困的农村人口事实上所拥有的土地和房产的价值。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土地改革，所以穷人的处境比中国要悲惨得多。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相对差距，也就是说，低收入者的日子也比过去好多了，而高收入者的财富增加得更快，这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化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过去二十年里，世界上70%的贫困人口是在中国脱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