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沈葆桢已经率先下令，将铁路全部拆毁。无论李鸿章和远在欧洲的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怎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沈葆桢仍决定一意孤行。

问题在于，无论是沈葆桢还是冯光，其实都不算是守旧的大臣，甚至，他们还是洋务派的中坚力量。马尾造船厂和福州船政学堂，都是在沈葆桢的主持下兴办起来的，而冯光则担任过江南制造局总办。他们对西方科技的态度一向是开明的，不料，这次的举动却异常的武断强硬。是时代变了，还是他们变了？

沈葆桢的自陈道出了其中的端倪--“铁路一事，虽为时势所必趋，然断不使后之人谓中国之有此，乃由江督沈葆桢而起。”他并非不理解铁路的重要性，他也深知兴建铁路是大势所趋，但他不愿在这个保守的帝国里背负激进的恶名。沈葆桢的顾虑，正是困缚这一代人的精神枷锁。

此外，令沈葆桢耿耿于怀的，是李鸿章过于积极地介入此事。尽管这件事属于外交范畴，也在李鸿章的职权范围之内，但它毕竟发生在沈葆桢的辖区。北洋大臣干预南洋之事，有越权之嫌，这让沈葆桢难以接受。

李鸿章、郭嵩焘与沈葆桢、冯光，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分歧。只不过，对声名的计较、对权力的重视，以及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绑架了理性的判断，由此引发的，则是对现代化的仇恨。

沉入海底的淞沪铁路，就像一则魔咒，不断地警告着后来者，并暗示着帝国复兴的艰难时局。连位居西化前沿的上海都如此保守、偏激，其他城市更是可想而知。

淞沪铁路拆除后，丁日昌要求把材料运到台湾，以助建造台湾铁路。但是此后，由于筹款无方，台湾铁路计划最终不了了之，这些远道而来的铁轨和机车，也只能沦为废物。这迟来的结局又一次激起李鸿章的愤恨，他写信给郭嵩焘抱怨说：“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鄙论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世重科目时文小楷即其根本，来示万事皆无其本，即倾国考求西法，亦无裨益，洵破的之论。……幼丹（沈葆桢）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

事实上，“徒邀取时俗称誉”的事情，李鸿章在十多年以前也做过。1865年，同样是在上海，当时的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为了通商便利，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提出，要在上海到吴淞之间设置电报线。李鸿章不便明令拒绝，却暗中授意上海县令，鼓动乡民把英商刚刚树立起来的电线杆连夜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