飓风过境

军械所搬离安庆之后，人们才发现，这座已经创办4年的军工厂，居然没能与这座城市产生多少实际的关联。关于军械所的一切人与事都是舶来的--引进的是西方科技和新式舰船；经费主要来自湘军军费；雇用的近百名工人，基本都是湘军士兵或者从湖南招募来的工匠；而安庆军械所的技术人员，徐寿、徐建寅父子、华蘅芳都是无锡人，吴嘉廉是江西南丰人，主持小火轮制造的负责人蔡国祥则是湘军的水军统领。他们都与安庆无关，随着军械所的迁移，他们也很快离开这里。他们没来得及为安庆留下些什么，没有将它变成一座呈现出现代风貌和规模的城市，也没有来得及为它培养一批本地的人才。现代化之梦像龙卷风一般席卷过安庆苍凉的土地，甩在身后的，仍是一片寂寥的荒芜。

事实上，安庆的过客们并非没有长远的计划。到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后，徐寿才来得及施展他的全部才华："一为译书，二为采煤炼铁，三为自造枪炮，四为操练轮船水师。"他的这些周详的计划在安庆根本无暇实施，造船已经消耗了他的全部精力。何况，安庆也存在先天的问题：这里毕竟地处内陆，信息不畅，专业人才稀少。在安庆，徐寿连一些基本的文字资料都找不齐，能从朋友们那里得到的帮助更是极为有限，安庆只是一座百废待兴的内陆城市，刚刚从硝烟中醒转，依然气喘吁吁，自顾不暇，哪里容纳得下他的那些恢弘的理想。对于这一点，冯桂芬看得更清楚，曾国藩也曾力邀冯桂芬到安庆，却被他明智地以路途遥远为由婉拒了。后来，直到军工厂搬到上海，冯桂芬才终于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

主持制造火轮的总负责人蔡国祥面对过同样的疑惑。在攻克安庆的战役中，湘军修筑大坝，引内湖将安庆东门变成泽国，蔡国祥率领水军攻城，立下过赫赫战功。奕执意购买"阿斯本舰队"时，蔡国祥还被曾国藩提名为统帅。但是，在安庆，蔡国祥看不到多少希望。世界战争早已进入海洋时代，他和他的舰船还是只能在江面上颠簸。他的理想要搁置到十年之后，福建马尾造船厂造出中国第一艘巡洋舰"扬武"，那时，沈葆桢将以它为旗舰，训练海军编队作战，业已老去的湘军名将蔡国祥才会被再度想起，直到那时，他才真正获得舞台，才有机会直面海洋。而这个舞台，是安庆永远都无法提供的。

安庆无疑为它的过客们孕育过希望，只是灿烂而又短暂。它很快就失去了对帝国最后的吸引力。所有军事化城市的先天不足，都在安庆显露无遗。

战事所迫，军事化城市必须快速营建，并且全面为战争服务，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城市的其他维度。人们会因为战争而一时无暇理会城市的其他功能，战争一旦结束，或者出现转机，城市的内在需求就会溢出城市，当城市不能成为生活的庇护所，则势必难以持久。

大量资金拨款的快速涌入，也是军事化城市的致命伤。巨额资金确实能极快地堆砌起城市的气象，但这种气象不是按照城市的内在逻辑自然生长出来的。它总是容易被赋予过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形成揠苗助长式的地域风貌，它在战时越强大，在战后就可能越脆弱。军事化城市终有复归日常城市的一天，如果在转型过程中缺乏周详的规划，那些泡沫般的繁华，很快就会凋零陨落。

当然，军事化的城市并非一定不能持久，只是需要面对残酷的转型，发掘出新的增长点。帝都北京就将军事化与城市实用功能结合得极为熨帖，军事立国的满清王朝，通过八旗制度来分隔城市，从外围守卫京城。这种充斥着军事思维的城市营建方式，并没有与北京固有的传统坊市格局产生冲突，生活的需求也没有遭到军事逻辑的过度干扰。北京因此得以维系内在的平衡。毕竟，城市不是一片联营，更不是演武场，归根结底是为生活而造。与北京相比，安庆则更像一个要塞城堡，当时代发生位移，它也会转瞬失去意义。

而安庆军械所的故事，也注定要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一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