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天宁寺的舍利塔和北京第二热电厂的烟囱，前者建于辽代，后者建于1976年，一百八十米高的烟囱与舍利塔极度不协调，几年前对于烟囱拆除与否曾经有过争论。然而拆除并不是知错就改，恢复古塔风貌的同时也会让北京的工业建筑史少了一个耻辱柱。两个造型类似、功能截然不同的建筑一起构成了对照，未尝不是新北京的幽默感。爱美之心，城皆有之，可早干吗去了？

西四家具店、公社大楼、康乐宫、工会大楼、四中校门……上述消失的种种新古董，或是商业业态，或是交通设施，或是政务场所，虽然古董形态迥异，但都携带了城市进化的信息。和人类自身一样，每个建筑物（作为人类的造物）也都有起始和终结，建筑物的起始是人赐予的，但它有权利自然终老。城市不是个“小姑娘”，可以任由它的寄居者随意涂抹，然后“悔其少作”。据某统计结果显示：我国房屋建筑的平均使用年限不到三十年，城市建筑的“短命”来自城市面貌的多变，“令多变”导致短视，短视导致应景，应景导致速朽。

胡同居间者的呵护与挖掘式挠痒

在这个植物神经紊乱的城市中，有一拨“反熵”的人们。这些人在废墟前流连，有时还哭出声来。她们对座山牌楼和垂花门如数家珍，更能一语道破文物保护条例和拆迁法规的漏洞。在与一群又一群“同志”分道扬镳之后，她们还能不念旧恶，在颁奖间隙给他们以祝福。

关于北京旧城保护的文章，如果集结起来，卷数不会比《四库全书》少。当理性的专家意见和多情的民间记忆都打了水漂，在面对即将逝去的城区时，我们往往不知该作何感想。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书斋里的高调可以休矣，伪民粹的假仗义也该收手了。

与其他自以为对旧城保护做出了了不起的推进的“从业者”相比，华新民和曾一智更值得赞赏。出人意料的是，在她们的笔下，旧城不再是一个经由叙述而产生的想象主体，而是条分缕析的、理性十足的（关于存亡的）档案式罗列。不难发现，这是一种借用男权逻辑(理性描述而非温情脉脉的抒发感想)以谋求女性权利（保护、维系家园的完整）的错位话语形式。她们也有激烈的言辞，但不带任何霸权的口吻，而是据理力争的自信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