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过年来，“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年月里，批斗“走资派”、批判“封资修”，成为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主要内容。

而且，每个单位都形成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两派“革命群众组织”。

写大字报、贴大标语、刻蜡版、印传单，是“革命”的重要手段。像我这样既会写美术字，又能设计版面的群众，自然就成了“革命群众组织”的中坚力量。

我和我们科比我晚几届，也是商业美术专业毕业的同学齐正、李玮等人，在“文革”初期，不得不放弃手中的业务，而投身到写大字报、刻蜡版、贴大标语的“革命”行动中。后来，我们仨还在西交民巷1号的公司大墙上，临摹了刘春华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解放军“三支两军”后，公司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时“抓革命，促生产”才慢慢落到实处。在公司“革命委员会”生产组的安排下，我这才搞了几本出口商品的宣传样本，总算在“文革”初期，干了几件与出口商品对外宣传有关系的事情。

只是在这几本样本上，我们还生生地印上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这期间，一年两届广交会的布展工作，倒是年复一年、届复一届地从未间断。

只不过，广交会宣传展览工作的重点，转向了展馆大厅的“最高指示”、“四个伟大”、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与接班人”以及全国各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典型事迹的宣传版面。直到1971年秋季广交会开幕之前，发生了“九?一三”林彪叛逃的机毁人亡事件之后，这种一进展馆就满眼红彤彤的场面才多少有点改观。

1972年，公司的出口商品宣传展览工作划归了出口科。因为出口科原先就有两位同志是专门负责展览工作的，所以我就把广交会的布展工作移交给了他们。

这一来，我便彻底摆脱了每年必须跑两届广交会的惯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