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三支两军”的军代表仍然掌控着公司的主要领导权。但是，被结合到“革命委员会”主抓出口业务的原公司副经理吴玉田，却对出口商品对外宣传工作特别重视。

这时，公司将宣传展览工作从出口科里划出来，把宣传展览、包装装潢、包装材料等项工作合拢在一起，成立了单独的宣传展览科。因为科长是党支部书记并兼管包装装潢工作，所以，我就被提拔成这个科主管宣传展览工作的副科长。

“文革”10年，进出口公司的宣展部门，真正在海外媒介所做的出口商品广告微乎其微。中国出口商品广告的唯一代理公司——上海广告公司，也于1967年停止了营业。

如果说“文革”期间出口商品广告还或多或少存在的话，那就是进出口公司的业务部门，用“贸易合同项下的宣传费”，委托海外经销商在当地市场所做的广告。

这种广告的做法是：出口公司在与海外经销商签订商品成交合同时，在价格上让出一定比例的折扣，并注明这笔折扣是用于经销商在当地市场做广告使用的；广告做过以后，海外经销商还需返回广告发票的复印件，作为广告确实做过的凭证。

那时，出口贸易的对象和出口广告的对象，主要是海外已经建立的进口商、代理商和经销商体系，以及寻求更多的进口商、代理商和经销商，而不是市场终端的消费者。

因此，样本就成了买卖双方进行批量交易的一种基本需求和宣传手段。制作样本，也就成了那个年代所有进出口公司宣传展览部门的一项主要工作。

我们宣展科成立之后，工作当然也是从抓样本开始入手的。而这正好与公司经理反复要求和强调的“宣展工作必须密切配合出口业务的需要”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