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皇权对这种制度进行破坏，唐太宗小心谨慎，力求不干涉这种分权制度，而且将其具体化，推进了“三省一台”制度的健全。

在封建社会，皇帝的诏敕本身就是法令，即使是主持立法与审查的中书省与门下省也不敢反对皇帝的诏敕，这使得致力于制度建设的皇帝李世民有几分不快。在贞观三年，李世民批评道：“中书与门下两省都是机要部门，我的诏敕有不恰当的地方，都应该要议论反驳。可是我每次都看到你们只是唯唯顺从，从来没有听到反对的意见。如果只是这样做做文书工作，谁人不可以进中书门下？何必选择有才之贤人呢？”正是在李世民的努力之下，驳议制才开始成为一项长期执行的制度，这确保了帝国法令上的谨慎与延续性。

同样，唐太宗李世民也尽量克制皇帝的无上权威，他在朝会上不轻易发言，他解释说：“我每临朝时，每说一句话之前，未尝不先三思，恐怕说出的话不够谨慎而有害于百姓，所以我不轻易发言。”在帝制的年代，能够像李世民这样有着足够清醒认识的皇帝，确实凤毛麟角。

贞观之治与李世民的勤政是分不开的，不到三十岁的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他在治理国家方面的魄力与意志，完全可以媲美于他在军事上的勇猛与坚忍。短短几年的时间，李世民便使得社会民生迅速地稳定，他的政策有富于人性化的一面，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关键所在。

在李世民刚刚登基之时，全国各地盗贼不断，对于如何肃清这些令地方官员头疼不已的盗贼，有些官员提议课以重刑。李世民对此建议不屑一顾，说道：“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主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这个分析，可谓一针见血。

致力于建立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李世民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当以敢说话著称的魏征批评皇帝李世民“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时，李世民先是愕然，继而听到魏征有理有据的批评之后，又大喜地说道：“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唐初的百姓能遇到这样的皇帝，真可以算是数千年专制时代最幸运的人群了。大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而贞观时代又是大唐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此时的中国，其气魄与胸襟，多多少少都有唐太宗李世民的影子。

这是一个自信的时代。

贞观三年，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名叫刘恭的人，脖子上有个“胜”字，也不知是文身了还是怎么来的，这个人还经常得意地说“当胜天下”，这是什么意思？要谋反啊？官府把他抓了起来。唐太宗李世民得知此事后，不以为然地说：“如果他有天命，我也无力铲除；如果他没有天命，写了个‘胜’字又如何呢？”然后下令将他释放。

这只是一件小事。

但是倘若放在明清文字狱的时代，这绝不是一件小事。

由小见大，这个大，就是人性化、人道化。比如在刑法上，唐初的刑法比以前各朝要宽大合理得多。贞观元年，即位不久的李世民即命令重修刑法判例，将五十余种死刑条款减轻一级，废除肉刑，改为流放，并不再使用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