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不是只有中国文人才面临的问题。欧洲历史上就曾经存在过一种传统，一些贵妇人常常以保护神的姿态帮助那些具有才华的文化人，而那些文化人也因为生活的压力不得不依靠这些“富婆”。譬如华隆夫人与卢梭。当他们结识时，华隆夫人是一个大卢梭10岁的寡妇。卢梭吻她睡过的床，匍匐在她走过的地板上，吃她嘴里吐出的肉……华隆夫人则精心地把卢梭养起来。而梅克夫人与柴可夫斯基交往了13年，书信往来多达1100多封。柴可夫斯基得到的则是每年6000卢布的回报。还有更露骨的，巴尔扎克22岁时，在给他妹妹的一封信中写道：“留神一下，看看能否物色一位有巨额财产的富孀。”想被包养之心切，溢于言表。还好因为文化的不同，他们之间的交往很多都是神交，没有深刻影响到自己的作品思想，没有打上做作或迎合政治的烙印。

但经济独立所凸显的意义已经越来越明显。为了摆脱被包养的命运，中国文人是积极探索过的。近代最具叛逆精神的鲁迅是公务员兼大学教授。丰厚的工资成了他能够畅快淋漓地痛骂和批判黑暗当局最强有力的后盾。周作人更是正宗的大学教授。就连性情中人的徐志摩，也来回奔波于上海、南京、北京各大高校。想想若他们没有经济独立，我们今天读到的可能就不是犀利的杂文，动情的诗歌，而是迎合大众口味让人沉溺在鸳鸯蝴蝶中的卿卿我我。

你或许会说这是现实主义，很俗，但它的的确确很务实，很有效，因为有钱才能人格独立。台湾作家李敖就深得其中五味。他认为要有勇气、不怕孤立、勇往直前，得有支撑力量，最重要的是有经济基础。在这方面，他认为自己是精明的“个体户”、“单干户”，是谋而后动、先立于不败之地的。李敖说，他能挺直腰杆，跟他薄有财富，可以不求人、不看老板脸色、不怕被封锁有绝对关系。他像伏尔泰一样，是有钱支撑的文人，早就脱离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窘境。

美国第三任总统富兰克林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板站不直。他认为金钱是一种力量，是竞争的力量，可以保护我们的自由。“你没有金钱时，就没有支撑点。”“腰包里揣一点钱，才能够谈一切，否则的话，一切都落空。”作为一个文人，腰包鼓自然就会摆脱被包养的厄运。

因此，你若也是个文人，一定要先摸摸钱袋问下自己，我被包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