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印度北部找到20多头家养的大象，到了仪式当天，国王、皇室成员和达官显贵们都坐在象背上的豪华轿子里前来。我到现在还记得斯塔尼斯拉斯·奥斯特罗罗（Stanislas Ostrorogh）男爵身着燕尾服的贵族气派，他头戴两角帽，爬到象背上时小心地避免身上沾上象粪。他对亚洲有着疯狂的热爱，对他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与北京相媲美。20世纪20年代他曾在北京居住，那时他是一位年轻的外交官，他也鼓励我去北京走走，也正是他帮助我获得了去中国的签证。我还在加德满都多次见到《五彩光辉》（Multiple Splendeur）的作者韩素音，她笔下的人物之一是一位大鼻子的法国摄影师??在加德满都度过一段时间之后，我重新上路，在多处稍作停留最后到达加尔各答，住了一年。孟加拉的艺术家们都非常热情好客，我与他们经常见面。我很喜欢画家帕瑞托旭·森（Paritosh Sen）；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曾带给我拍摄采访的灵感；拉维·香卡（Ravi Shankar）曾在某些艺术家的家中或者咖啡店里演出，当时这些艺术家还不像政客们那样似明星一般受大众的喜爱。那时的政客们非常易于接近，尼赫鲁（Nehru）、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新德里会见中国政府代表团时，我甚至与几位印度摄影师一起，走到停机坪上距离他们仅几米的地方，完全没有警戒线把我们分隔开。   

在有些大城市，我还去拜访了亨利的朋友。信中一些被遗忘许久的名字又浮出水面。“到马德拉斯时，去看看山姆（Sam），他非常聪明，积极又细致，他是位社会学家，是唯一一个你可以问任何问题的人”，“到了尼泊尔，你会听人说起萨维塔（Savita）小姐，她会跳曼尼普利舞”。在喀什米尔，亨利也认识总理和当地“最好的照相机修理师”，这位修理师是位绝佳的朋友，他还努力帮助我获得了去中国的签证。“我立刻写信给穆尔克（Mulk）向他推荐你，告诉他你可不是世界上最差的摄影师。”   

离开城市，我便是一个人在路上。我妹妹曾在我出发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时候陪伴我，后来在伊朗爱上了一个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医生，随后回了法国。我很享受这份孤独，它让我摆脱了我在法国时的习惯和束缚，使我能够游历印度、中亚、中国、讲希伯来语的伊朗地区等地，沉浸在这些富饶国家的风光和人文生活当中。当我徒步行走的时候，脚下赭石色的土壤是那样柔软；而当我驾驶陆虎的时候，我则喜欢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慢行，微风吹着头发，手肘支在车窗边。渐渐地，道路上弥漫着的这种悠然也感染了我，在尼泊尔，轮制的交通工具还未出现，骡子或者男人和女人肩扛重物行走的步伐形成了独特的韵律；在印度，节奏则来自于白水牛拖曳着的大板车。这样的悠然和柔软给我了很多帮助，这种感觉与我的性格相得益彰，它让时间得以优雅地流逝。14世纪的一位教皇曾经说过：“看是灵魂的天堂”，这句话无论放在他的家乡托斯卡纳还是东方都同样真实。我越向前走，就越能看清处处闪耀在东方的这些曲线，这些饱满而圆润、性感而盛放的形状有多么和谐，在这里，时间仿佛停下了脚步，最简单的手势也有着典礼般的优雅；在太阳下晒干托蒂（dhotti2）的男人，手臂和肩膀延伸的线条如同一个个不间断的乐章，连奏的音符；无论是夜幕降临时大象在恒河里洗澡，还是纳高尔骆驼市集上的驼队走入轻雾，都能给我带来视觉的愉悦。   

有一天，在阿富汗的高地上，从早上开始我连一个人影都没见过，晚间不小心陷入一片沼泽。就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十几个人从一丛柳树后面冒出来，他们手拿木板和绳索，用有力的手臂开始对我展开营救，同时他们还给了我几杯绿茶。一小时以后，我得救了。一群成年男人和少年挤上我的陆虎，他们坐在汽车两旁的踏板上，把它变成了一辆公共汽车，一同前往最近的城市。

在这条只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才是世界尽头的道路上，我从未真正独行过，我遇到过一辆涂鸦成玩具一般的卡车，一支骆驼商队，一位带着熊的茨冈人，一位老人和他头裹缠巾的驴子，一只顽强穿越道路的乌龟，一位用只在伊朗才能看到的蓝色涂料涂刷房门的农民。

无论在夏天还是冬季的夜晚，在万物陷入茫茫黑暗的乡村，我总能找到一张床，这种在东方随处可见的“绳编床”（tcharpoi）用木条做框架，中间绷紧交错的绳索；总能在一间茶馆（tchaikhane）或是招待所找到咖啡喝。这些国家的人们都是在马背上、路途中度过大半人生，所以没有人对我的出现感到惊奇，而我也常常在几位下棋的老人陪伴下用餐。夏季的夜晚凉爽而甜美，几乎处处都有小溪在潺潺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