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没动，一动不动，直挺挺的，像一具铁石心肠的僵尸。我不想“保证”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不想撒谎，我早就厌倦了撒谎。从小到大，我就生活在谎言里，我已经撒过太多的谎了。这是我在北京那几天才突然意识到的。不久前，我在南斯拉夫电影《桥》的开头听到这样一句对白。大意是，领导交给主人公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家伙的回答竟然是，“我尽力吧。”他没有说：“我一定完成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我当时大吃一惊。是啊，我是在左一个“一定”，右一个“坚决”的语境的灌输中长大的孩子，但那一句轻轻的“我尽力吧”，几乎颠覆了我以往所受的教育。为此，我三番五次地看这部电影。我喜欢那首“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请把我埋在这山岗上……”的歌曲，悠扬的口哨，轻松的旋律，但我更喜欢那句吊儿郎当的“我尽力吧”，每当电影演到这里，我都激动不已，浑身颤抖。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那个长着勺把样儿下巴的家伙双手插兜，一副大大咧咧的潇洒模样。

大眼皮跑来给我捎话，说汤司令要见我。大眼皮说这话时，低眉鼠眼，大气不敢出，全然没有了当初狗仗人势的狐假虎威。

我不说话。

大眼皮又说，汤司令天天夜里做噩梦，梦见你又到医院给他来了一个回勺，吓怕了。他想当面跟你把话说清楚，交个朋友。不打不相识嘛。

我不知道汤司令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是想给我下套，来一个“瓮中捉鳖”，一雪前耻吗？即便如此，我还是答应了。“是祸躲不过”，凡事得有个了结，就这么悬着，我心里头总觉得是个事，觉也睡不安稳。

我买了一网兜的水果罐头，去了四院。

汤司令躺在病床上，上身赤裸，脸上和整个胸部缠着厚厚的纱布，像一具木乃伊。还没有到供暖的时候，病房里很冷。

汤司令见我进来，神色慌乱地坐起来，僵硬的身体靠在床头上。我俩的表情都显得不大自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掏出烟，递给汤司令一根。汤司令用嘴接住，示意我帮他点上。我照办。汤司令拍拍床铺，我在他身边坐下来。

“盖上点吧。”我想帮他把脚底下的被子拉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