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本书中，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我们采访（回访）了书中描写的城市，事先安排了与这些城市居民的访谈（如牛津的一个学院院长、巴黎的作家、柏林的年轻政治积极分子）。或许，更容易引起争议的是，我们假设通过逛街和心血来潮式的采访也能了解这个城市及其价值观的很多东西。在过去四年中，我们一直在这些城市的大街上闲逛，与人们交谈，听他们谈论建筑、纪念碑、街道、邻居街坊，就好像专门说给我们听似的。艾维纳在担任了系主任后不久再次感受到了这个方法的价值。当他问同事如何更好地理解老师们的需要时，有人建议他只要在走廊上走一走，与随便碰上的一个人聊聊而不是坐在办公室等着人上门。在这个“主观性”更强、缺乏哲学思辨设计的方法中，城市及其居民不仅是信息来源而且是灵感来源。城市不仅激发观点而且产生故事和情感，而这些反过来又会催生新的想法。这种“闲逛”方法，对研究巴黎和纽约——这种对我们的身份认同没有结构性和建设性影响的城市非常有用（相反，我们在谈到蒙特利尔和耶路撒冷时可能更多依赖个人经历）。当然，在不断向外扩张和污染严重的城市，如北京，逛街的方法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就逛街问题再多说几句。我们不是第一批把逛街作为研究方法的社会学家或哲学家。最著名的是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1898—1940）求助于都市漫游者，即把长时间在街上漫无目的闲逛的人作为考察19世纪巴黎的资本主义、消费主义、都市主义兴起的方法。本杰明研究了巴黎的街道，尤其是临街店铺——把钢铁和玻璃街道作为现代社会的缩影。在他的逛街描述中，常常以联想意义和关联的方式附带描述历史、文化和社会学著作。与社会学中强调冷静的、不带感情色彩的研究方法不同，本杰明显示了亲密的知识和“此时此地”的现场经历对理解社会现象同样很重要。25

就我们来说，我们并没有一味地假设，相反只是听任城市告诉我们具体内容。我们在逛街的时候，试图把期待和偏见抛到一边，对发生的一切保持开放的心态，随时准备对我们有关城市精神的最初观点进行修改。26比如，我本认为蒙特利尔或许已经达到了语言战争的最后状态，就在这时，我却注意到蒙特利尔人现在挥舞的旗帜更多是蒙特利尔加拿大人冰球队的旗帜，而不是魁北克或者加拿大国旗。因此，我们的方法非常类似于数据驱动下的研究，我们越来越多的理解是在收集到的数据推动下完成的，虽然它们其实是随机碰见的人、看到的建筑、与街上人的交谈，或解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等。这种数据驱动研究方法如今常常遭遇挑战，因为多数研究者宁愿采取假说驱动研究。不过，我们发现对公墓的一次拜访、与商店店主的聊天、对主要火车站的参观，都能够提供新的研究问题和假设的资料。我们是如何选择要收集的信息呢？我们收集那些促使我们对城市精神做出连贯叙述的资料，其中每个故事都和其他故事协调一致，每条资料都有各自的位置。比如，暗示耶路撒冷是和谐之城的故事与这里有如此频繁的种族和宗教冲突是不协调的，因此我们就拒绝这个故事。

现在，我们的观点可能遭遇挑战，有人可能说拥有精神气质的是国家而不是城市。如果我们只描述纽约、牛津、北京、耶路撒冷，这可能是有道理的反驳，但我们确实在不同的章节中分别描述北京和香港的不同精神，虽然它们同属一个国家。而且在有些章节，我们还写到与之对比的城市，也可能是同一个国家的另一个城市。我们对比牛津和剑桥、蒙特利尔和多伦多、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由此我们宣称这些精神代表的是城市而不是国家。

我们的观点还可能遭遇如下的挑战，如城市有不止一种精神，因为在任何一个城市内部，人们因为社会地位、阶级、地域、宗教的不同会呈现不同的精神气质。我们通过采访不同群体的成员，参考相关文献和学术著作来找出种族群体、社会阶级、性别等共享的精神。

再谈一下有关方法的最后一点评论：虽然我们受到本杰明方法的影响，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以现在的方法而不是更标准的学术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和写作。虽然我们羡慕和尊重标准的学术著作，但我们同时认为太多的学术著作已经过于专业化甚至远离了人们日常关心的内容。我们在试图描述所看到的真理时，更愿意用通俗易懂的文笔引起读者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