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一种精神

鉴于我们对拥有一种主流精神的城市的偏爱，这里值得提一下能够增加城市塑造某种精神的可能性的因素。赞同我们的世界观的政策制定者和关心这个问题的市民因此可以就如何创造、复兴或者培养城市精神做出理性的决策。不过，在这里提醒一下，我们想强调指出公众对创造或者培养一种精神的承诺，只有在这个城市已经克服了物质匮乏之后才有可能。城市和农村的重要区别在于，笼统地说，城市要更富裕一些。但是，贫穷国家的有些城市仍然非常贫穷，那里的许多居民在为日常生存而奔波，如弄到足够的食物和饮水，那里甚至没有像样的厕所设施。在此情况下，城市很难也不可能发展出把人们团结起来的城市精神：在非常贫困的城市竭力创造一种精神似乎是不道德的——如果它是在牺牲更加紧迫地获得生活必需品的情况下，那就不应该了。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宣称贫穷城市的人民不关心或者过去没有关心过城市精神问题，我们只是说如果和对付极端贫困的更紧迫任务发生冲突，要求这个城市关注城市精神是不合适的。27让我们回到有助于推广城市精神的因素。

第一，这个城市得没有贫富差距或民族和种族群体间的巨大鸿沟。如果不同族群各过各的生活，相互强烈不喜欢对方，他们将很难参与一个共同的（主导性）精神。在美国某些城市，贫富和黑白分界线如此明显，以至于城市居民很少有什么共同之处。耶路撒冷似乎是个例外，因为极度两极化的群体都承诺把城市作为宗教身份认同象征的理想。贝尔法斯特可以作为一个曾经被分裂，现在又团结起来寻找其共同精神的城市的例子。但是这里仍有规范性的一面。在有些城市，贫富差距或不同民族群体的鸿沟需要疏通（比如巴黎，许多贫穷的移民生活在城市的偏远郊区），我们的主张是富裕居民应该尽一切努力拥抱新来者。可能更容易引起争议的是，我们也主张来到一个城市的移民或许也希望考量这种精神，决定它是否适合他们。不错，有些移民来到某座城市是因为他们孤注一掷，没有其他选择，而一旦进入这座城市，他们便竭力适应城市的精神，同时在新的方面为塑造城市精神作贡献。

第二，某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有长期的竞争关系，这往往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像蒙特利尔、北京、耶路撒冷等城市的身份很多是从它们与像多伦多、上海、特拉维夫等说英语的、“肤浅的”或者“享乐主义的”城市的对比中形成的。从道德角度看，这种竞争与国家竞争相比，问题更少些，因为城市没有自己的军队（新加坡是个例外），即使竞争失控也不会发生战争。而且，这种竞争常常是幽默的话题，能激发具有持久价值的文化创造（如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如果不能连续打败无能者多伦多枫叶队，就不大可能成为冰球历史上最伟大的队伍）。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