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因此，我们不打算根据“我们的”价值标准给城市排名（一旦城市跨过了最低限度的人权门槛后）。

17 我们并没有打算批评香港的经济不平等，许多社会批评家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他们使用的标准并不像比如东京的标准那样平等，或许因为本能使用的标准意味着当地人对城市精神的自豪感的某种尊重。

18 雅各布·列维引用了蒙特利尔一群正统派犹太人的例子，他们要求社区附近的健身房把窗户遮挡起来，以免看到正在锻炼的穿着暴露的女性。列维提供了应该拒绝他们的要求的若干理由，但是我们提供另外一个关键的理由：蒙特利尔的精神不是宗教精神。在宗教占主要地位的耶路撒冷，这样的要求或许不会被看做太牵强的。

19 公平地说，麦当劳的成功部分是因为它常常采用当地文化的“饮食风格”，比如在印度供应咖喱和蔬菜“汉堡包”，在魁北克供应鳕鱼汉堡包。而且，世界最好的五星级酒店多数是结合了当地文化的建筑风格。

20 把一个人的承诺扩展得过于稀薄或许是不公平的：我担心自己搭便车吸收了若干城市的精神，但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维持它们。对我来说，这本书是一种“报答”，感谢在我身上维持的曾经生活的不同城市的精神。

21 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扎根于世界主义的理想类似于我们的理想。阿皮亚企图把常常冲突的理想结合起来，通过长期的哲学和个人旅行的探索把全球义务和特别感情结合起来。而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法：通过建造动态的开放的城市身份认同。

22 读者或许在众多地方发现本书章节从对城市的描述，转变到我们在这些城市中的遭遇所引发的反思。我们的目标是，显示城市像国家一样如何激发我们思考政治。如果你在蒙特利尔，思考语言和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在耶路撒冷，思考宗教和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看来，有关语言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丰富辩论出现在蒙特利尔绝非巧合，有关宗教的辩论出现在耶路撒冷，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理论挑战出现在巴黎也绝非巧合。这些城市的精神实际上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来反思政治理论中的议题，这些议题对这些城市之外的政治思考和政治实践都有隐含意义。

23 换句话说，我们选择城市是根据我们个人亲身经历的城市和产生了明显的精神的城市。其实，我们经历的城市也往往有明显的精神。部分因为幸运，我们在两个具有明显精神的城市出生和长大（艾维纳在耶路撒冷，我在蒙特利尔），部分因为选择，意味着后来我们受到那些拥有明显精神的城市的吸引，虽然在写本书之前我们并没有从理论上阐释我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