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又大哭起来。分局长的嘴张了张，分明把一句“冤个屁”咽了回去。他扶着老人，对值班民警说道：“找人给她做笔录，把那些‘坏朋友’都列出来，挨个排查。”

在老人的千恩万谢中，值班民警把她扶进了电梯。分局长的情绪很坏，挥挥手，说了句散了吧，就回办公室了。

走廊里的人很快就消失得一干二净，只剩下方木和杨学武相视苦笑。

很明显，郭桂兰提供的所谓线索不会对侦查有什么帮助。尽管姜维利的社会关系中多是公安机关重点监控的人口，但是方木相信本案绝非他们所为。如果动机是复仇，大可不必采用这么复杂的手法；如果是为了追债，姜维利的拆迁补偿款尚未到手，杀了他也没用。分局长让郭桂兰去做笔录，只是平息老人的激动情绪的权宜之策。大不了就浪费点时间，总比被人指责不作为要好。

真正让方木郁闷的是，警方并不认为方木的分析有多么大的参考价值。尽管凶手的手法明显有别于一般的凶杀案，但是方木提出的“子宫”的说法更让警方难以置信。会有人冒着接受刑法处罚的风险，大老远地拎着水桶和水囊，费时费力，就为了报应姜维利的一句狂言么？就像会上一位老警察所说的那样：“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的确，如果从作案动机入手，本案几乎无迹可寻。尽管从种种迹象来看，最大的可能是报复。那么，郭桂兰老人的嫌疑最大。然而，她对姜维利被杀的悲痛人所共睹。在方木看来，那绝非有意掩饰或者误导，完全是一位母亲痛失独子后，对其之前的逆行的一种无原则的原谅。

在会上，那位老警察提出一种可能性，即负责拆迁的公司为了达到迅速清理园区的目的，雇凶杀害了姜维利。一来，姜维利是所有“钉子户”里最让拆迁方头疼的一个，干掉他，之后的拆迁就再无阻碍，此外也可以对其他“钉子户”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二来，姜维利对其母的驱赶和虐待已经引起强烈的社会愤慨，干掉他，至少在道德层面上，会获得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不至于对拆迁方和开发方形成过多的不利影响。至于那些诡异的手法，不过是障眼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