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是的，我做过病毒式营销。”我向她们保证。我一边说着，一边打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拿出两样东西给她们看：一个是我与技术创新博物馆 （Tech Museum）一起推出的名为“新千年里的凡夫俗子”的竞赛方案；一个是《圣何塞信使报》派发给当地的风险投资商、贴在保时捷上的“SV.com”字样的椭圆形车贴。这其实不是确切的“病毒式营销”，但的确是我做过的事。

我问到有关Google的商业模式和企业结构问题时，她们都表示公司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现在我们已获准从事搜索技术服务，不过我们的其他业务已经在计划当中。”苏珊告诉我。

“我们的组织结构十分扁平，没有非常明确的角色界定，所有事情都可以由任何人来做。”辛迪如是说。

我微笑着点点头，表示这一点对我很有意义。我向她们道谢，说Google前途无限光明。

开着那辆又老又旧的福特汽车，沿着101公路往回走的时候，我打开收音机，跟着唱了起来。凭我的感觉，辛迪和苏珊对我很有兴趣，她们会给我打电话。经过了几个月的艰辛求职而又一无所获，现在终于得到一丝安慰。我感到自己时来运转，渴望已久而又能够让我全力以赴的机会就在眼前。

回答难题，吃到生鱼

两天后，我接到Google的招聘负责人丽莎的电话。她问我愿不愿意跟公司管理团队中的另外几个成员谈谈。我说可以，于是去跟他们见面了。负责销售业务的临时副总裁斯科特·爱泼斯坦祝我好运。他之前曾建议公司投入几百万美元开展一项广告计划，而这项计划并没有被拉里和谢尔盖接受，之后他就面临着卷铺盖走人的命运。负责工程事务的副总裁乌尔斯·霍泽尔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他建议我不要像他身后那只正大声喝水的大狗Yoshka旁边的咀嚼玩具一样，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奥米德·柯德斯塔尼刚刚进入Google，负责产品销售与企业发展。我把美国在线贬得一无是处，尽管他以前就在那里工作，但是他丝毫没有介意。

聊过之后，辛迪把我带回到会议室，在那里等着见谢尔盖，我一点儿也不紧张。谢尔盖出生在俄罗斯，年龄大约正处在最爱穿T恤衫的那个阶段。我在俄罗斯生活过，还能说点儿俄语。我有一些俄罗斯朋友，很喜欢他们的黑色幽默和愤世嫉俗的观点，以及那种惯于讽刺的表达方式。我有种异乎寻常的自信，觉得这次面试会很不错。说不定谢尔盖正要找个导师呢？我想象着我们两个喝着产自西伯利亚的伏特加，共同为我们的成功和彼此的健康干杯。

谢尔盖出场了，一身曲棍球运动员的行头：运动短裤、T恤衫、旱冰鞋。显然，他刚做过剧烈运动。我以前就知道不打领带的妙处，但他又把非正式办公提到一个新高度。我坐回座位上，接着拍打皮球，感觉是那样放松，以至于不小心拔下了球上的气门芯，球里的空气嗤嗤地跑出了一大半，谢尔盖觉得很好玩。他仔细看过我的简历，然后开始向我提出尖锐的问题。“你做过最有效的促销是什么？”“你用什么方法衡量促销效果？”“你做的是哪种病毒式营销？”“你的课程加权平均分（GPA）是多少？”直到提出最后这个问题之前，我一直都是对答如流。现在我怔怔地看着他。

“我的GPA?”自从1981年拿到文凭以来，我还真的再没有想过课程加权平均分的事呢。由于我的母校允许我们自愿多选课程，而且成绩只有及格/不及格两个选项，我还真不敢确定自己的课程加权平均分是多少。我笑了，以为谢尔盖在跟我开玩笑。但是，等我到Google上班以后，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一直催着我提供大学成绩单和大学入学成绩（SAT）时，我这才知道，那是Google公司具有重要意义的经典做法。大学入学成绩是对智力能力的度量，大学课程加权平均成绩代表了发挥智力潜能的执行能力。单凭这两个成绩数据，就可以大致推断一名员工今后对Google公司贡献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