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希望把每一个决策简化成一个公式，这在后面几年让我遭受了相当多的挫折。尽管这迫使我规范约束自己的思考方式，但是也有悖于一个我深信不疑的道理：无论怎样用心推导，有些东西总是没有办法用算式来表达的。

“就我们这种规模的公司来说，你认为我们用于市场营销的花费该是多少？”谢尔盖问我。根据他前面提出的问题，很容易猜到他想听什么。

我回答说：“在当前阶段，我大致上认为不应该在营销方面大举投入。可以通过病毒式营销，以较低的预算实现很好的扩张。对品牌建设而言，用高射炮打蚊子可不是十分有效的策略。”

谢尔盖点头同意我的看法，然后问起我在西伯利亚的6个月的生活情况，中间偶尔会改用俄语，为的是看看我能听懂多少。到最后，他身体前倾，发出了最具威力的炮弹，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难题”。 谢尔盖说：“给你5分钟时间，等我回来的时候，希望你能给我讲述一些我不了解的事情。”随后他离开会议室，向餐饮区走去。

我看着辛迪。“他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你可以跟他谈谈业余爱好，或者技术方面的问题，你想谈什么都行。只要保证是你真正懂行的东西就好。”辛迪说道。

在思想跑马的时候，我随手拿来一张草纸。有什么自己很懂行的事可以讲给谢尔盖听呢？尿布的变化好像不合适。报纸的印刷工序怎么样呢？不好玩儿。我决定讲讲市场营销的一般理论，这是一个新东西，因为我也是刚刚学的。

我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秘密，那就是根本没有为进入商界作过学术性准备。我当年学的不是统计学、经济学，而是地理学、拉丁语和散文诗。幸运的是，我在《圣何塞信使报》的老板是哈佛大学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她很乐意把一些商业理论灌输到我这个迟钝的大脑中。她给了我一大堆以前的教科书以及读完这些书的强烈暗示。我从中找到一些很有趣的篇什，其中包括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和戴维·艾克有关品牌建设的著作。

我像反刍一样，开始把自己能想起来的所有内容记在面前的那张纸上：5个P（还是6个？），4个M，进入壁垒，性价划分。到谢尔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准备了足够谈论10分钟的内容，而且自信可以见缝插针，不留空白。我走到白板前面，兴奋地画出圆圈和方框，并标上箭头。我有点儿紧张，不过算不上很紧张。谢尔盖上上下下地拍着一只皮球，提出一些需要我设身处地回答的问题。

“最有效的进入壁垒是什么？”

“产品差异化与产品促销，哪个更重要？”

“假如产品价格是零，战略应该如何改变？”

看起来谢尔盖正在关注这些问题，我不禁自鸣得意起来。我们正在建立一种特殊的友好关系！很显然，他想听到我的答案，然后衡量一下我的观点有多大价值。后来我才发现，谢尔盖面试每一个应聘者的时候都是这一套。如果能从应聘的候选人那里获得洞悉某些问题的新见解，即使这个人并不胜任那个岗位，费上一个小时交流也不能算是彻头彻尾的损失。

在我说完的时候，天色已晚。谢尔盖邀请我跟公司员工一起吃晚饭，晚饭送到了一个小厨房里，就在穿过会议室的对面。一群饥肠辘辘的工程师端着盘子冲了过来，在一大堆寿司中挑选食物。

“我们现在只雇了一个厨师，这是权宜之计，”谢尔盖向我透露，“另外还有两个按摩师。”

一丝不祥之感在我头脑中闪现。这个家伙认为不应该安排营销预算，而又雇了一个厨师和两个按摩师？不过，接着我就看到了一盘盘肥美的金枪鱼、鲑鱼、鲱鱼和小虾。我拿起筷子，往自己的盘子里夹吃的，对企业规划、营业收入和组织结构的关注随即被抛诸脑后。Google能满足我的大部分要求。在这里，起码有看起来很高明的互联网技术，有一些行为怪异的天才人物，有足以维持一年时间的风险资本，还有一个我可以帮忙打造的趣味娱乐品牌。对了，还有寿司。到Google把钱烧光的时候，大不了我再跳槽到下一家创业公司，或者回去从事原来的工作。我想，在Google工作期间，我可以吃得很好，而且没准儿还能学到点儿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