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主张的组织结构清晰化早已胎死腹中，不过萨拉尔也认识到，不经协调的决策会造成不一致，在用户界面问题上尤其如此。他因而提出了一个很聪明的解决办法。玛丽萨·梅耶尔是兼职负责人机交互问题的工程师，她要对搜索结果页面的外观和整体感觉提出建议，而卡伦和我负责检查其他所有页面的内容和设计。玛丽萨和我都可以提出Google主页的修改意见，拉里则根据测试数据和他自己的看法作最终决定。这种任务分配在理论上没有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未必如此。

几天后，玛丽萨提出一个“用户界面小组”的人员列表，该小组将负责修正网页外观，解决使用问题上的争论。名单上有卡伦、玛丽萨、我、萨拉尔、藤井莎莉以及其他三位工程师。我们计划每周碰头开会，推敲确定新业务的描述文字、相关链接的显示颜色或指向帮助页面的链接文字大小。通过这样的安排，拉里可以掌控全局，而不必过于关注细节。

小组会议延迟了几天，最后在那个不通风的会议室里举行。关掉灯，打开投影仪，嗡嗡的声音和各种不同的页面设计逐个展现。对于设计方案，我当然有自己的观点（大家都会有），但在大家就搜索结果第四个页面上一条3像素的直线用什么样的蓝色阴影这个问题争论了10分钟之后，我就无聊到随手画了一个涂鸦：一个百无聊赖的小人坐在一片农场中的电脑旁。真正的人机交互。

“目录的电路宽度达到了650，在中间分成两栏，把宽度固定下来怎么样？”工程师贝希望目录从中间一分为二。

“页面标题好像太靠右了。能调整一下边界尺寸，或者减小字符间距吗？”玛丽萨兴致勃勃地回来继续讨论。

“你在第二项后面少加了一个逗号。”我扔出这么一句话，只是为了缓和现场气氛，也让自己的大脑补充一点儿氧气。

设计理念用HTML草图表示，大家对图样的争论持续不断，而且迅速升温。连接到笔记本电脑的投影仪在墙上投放出数十甚至数百个页面布局方案，为的是找到最能满足用户需求的实现方法。

我的英语水平竟然成了障碍 这是我一个人独自承受的额外负担。并不是因为我不理解HTML的基本标记（不管怎么样，就是一个概念），而是因为我有限的知识让自己单方面缴械投降了。我像是拿着一把玩具手枪来跟手持冲锋枪的家伙作战。同事们飞快地修改代码，反复演示，我只能在一边求助于纸笔，用不同的颜色修正自己的想法。

用户界面小组有时候也会意见不一致，这让我们更容易保持清醒。工程部、研发部、市场部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不过同盟关系时有变化。我经常发现自己跟贝和卡伦意见一致，贝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人机交互问题，而卡伦凭直觉可以判断什么东西对“普通人”（亦即不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拥有科技学位的高学历用户）有用。

多数情况下，我也赞成玛丽萨的意见。她总是依据用户测试结果或公司服务器自动生成的用户日志中的人机交互记录，谨慎地形成自己的看法。“当乌尔斯让我负责用户界面工作时，他说我们不需要有自己的观点。我们需要客观事实和调查研究，以此作为在用户界面问题上做出良好决策的基础。”她这样提醒我们。

问题在于，我们面临的问题无法用数据回答。彩色条块应该用作段落标题还是仅仅用作页面标题？应该使用单选按钮还是下拉菜单？应该强制用户浏览无衬线字体文字还是允许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字体？意见分歧转瞬之间就可能转变成恶语相加。

“用户愿意根据特定搜索内容调整搜索结果的数量，这因查询内容不同而变化，”一场争论可能会这样开始，接下来就是，“白痴都会明白，我们必须在每个搜索结果页面上给他们留出选项。”

“你这个杂牌零件组装的大脑简直是坏掉了！”回应可能来者不善，“用户愿意一劳永逸地设置好搜索结果的数量。这个选项不应该像只臭袜子一样，每次搜索的时候都出现在用户面前。”

“你真是个不会动脑筋的傻瓜！你根本不懂在线行为！你看过《以用户为中心的系统设计》吗？”

“不，我没看过。但我看过你妈妈的《系统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