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在大城市的大都会区工作的工人的收入比不在大都会区工作的工人高出了30%。这些高出的工资被较高的生活成本所抵消，但这并不能改变高工资体现高生产效率的事实。公司之所以能够承受设在城市所带来的更高的人力和土地成本，唯一的理由是城市能够带来足以抵消这些成本的生产效率优势。生活在居民人口超过100万的大都会区里的美国人比那些生活在规模较小的都会区里的美国人的生产效率平均高出50%以上。即使我们考虑到工人的文化程度、工作经验和行业等因素，这种关系也是一样的。甚至在我们把工人的智商考虑在内时，情况仍是如此。在其他富裕国家，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也同样巨大，在较为贫穷的国家，这一差距甚至更为明显。

在美国和欧洲，通过为更加聪明的居民提供交流的便利，城市加快了创新的速度。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城市甚至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它们是不同的市场和文化之间的门户。19世纪，孟买是棉花的门户。21世纪，班加罗尔是创意的门户。

如果你在1990年对一位典型的美国人或欧洲人提到印度，他可能会有些不安地抱怨第三世界的贫穷所带来的灾难。今天，他很可能会有些不安地抱怨他的工作岗位将被外包到班加罗尔的可能性。印度仍然比较贫穷，但它正处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印度的第五大城市，班加罗尔是印度次大陆最为成功的奇迹之一。班加罗尔的财富并非来自它的工业能力（尽管它仍然在生产大量的纺织品），而是来自它作为一个创意之都的实力。通过将如此众多的人才集中在一起，班加罗尔为这些人才的自我学习，以及外来人员（不论是来自新加坡还是来自硅谷）与印度人力资本的合作提供了便利。

圣雄甘地对于当时的反城市化运动是持赞赏态度的。他曾说过“在印度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里根本无法找到真正的印度人，真正的印度人生活在70万个村庄里”和“印度的发展并非依赖城市，而是依赖村庄”这样的话。这位伟人错了。印度的发展几乎完全依赖它的城市。印度的城市化与繁荣发展之间存在着近乎完美的关系。平均来看，印度的城市人口每增长10%，人均产值就会增长30%。城市人口占多数的国家的人均收入比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几乎高出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