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在中国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人口红利”消失殆尽的今天，我们必须要转变增长方式，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过去依靠传统成本优势的中国经济，要尽快转向，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知识产权，鼓励技术创新，以效益型发展模式取代过去的产能型、规模型的增长模式。在改革中，逐步抛弃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增长方式。加强和国际市场和生产网络的对接和合作，冲破中国企业的代工模式，尽快形成中国自己的“产业链”，以特定优势行业为突破口，以我们的“产业链竞争”对应国外的“产业链竞争”，并逐步推进和提升我们的国际行业空间和市场空间。

希望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可以倒逼中国的深层次体制改革，而不要等到走到经济崩溃的边缘，这其中各个利益集团需要学会妥协和相互约束，在妥协和约束条件下的选择将会更加理性和稳妥。相比较而言，今天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很多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是操作层面的问题；而中国的危机更多的是制度层面的问题，是方向性的问题，是“后发劣势”中包含的深层体制问题，是改革不到位催生出道德伦理和信仰的问题。中国如果不能尽快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和体制调整，可能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出现灾难性的经济后果，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惕，积极地忧患起来。若能如此，也算是对今天大家的“纠结”生活的一种补偿吧，不过希望那个未来的改革红利和收益一定是正值的！

作为商学院的教授，我曾经先后执教过美国、澳大利亚的大学，也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教过书或是进行过合作研究，现在在日本大学商学院担任终身教授，并且是日本大学里最年轻的商学院正教授。提及这些背景，没有任何向读者朋友们吹嘘、炫耀的成分，只是想告诉大家我的这些经历，可以帮助我用更广阔的视角、东西方比较的眼光来审视、研究今天中国经济的纠结问题和转型升级的出路和策略。同时，在商学院的长期工作背景，也让我更加关注解决这些问题的务实的、操作层面的方向和对策。希望这本书可以奉献给各位读者更加客观、缜密、及时的分析和发展思路。如果再能够引起大家的思索和共鸣，那将是我更大的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