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举这些例子供大家思考，即使会有出入，我们的目的当然也不是让大家去指责和敌视这些外国的跨国企业，更不是去煽动仇恨和外企“阴谋论”，相反，我们在肯定外企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它们对这些中国企业的股权投资是基于它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积极态度使然，而且也是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不过，外国跨国企业的“阴谋”没有，“阳谋”是一定有的！那也就是外企的这些股权投资行为，一方面希望“固化”中国企业的“世界工厂”模式，将中国企业进一步捆绑在国际产业链的加工组装等中低端环节，以“代工模式”继续存在，从而为外企创造更大的利益；同时，尽可能隔断中国企业与国际市场、原材料、研发机构以及核心零部件厂商的联系和潜在合作，以巩固这些外企的国际垄断地位和话语权；并且，可以利用中国企业在国内已经形成的市场网络、品牌、行业影响力、政府渠道和公众形象，积极拓展外国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新盈利空间和模式。所以说，问题的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有勇气和决断去面对和改变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取决于我们能否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和背水一战的胆魄去解决那些阻碍和困扰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深层次的经济体制和制度层面的问题。若不如此，“中等收入陷阱”和“后发劣势”将离我们越来越近，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也就不远了；我们现在热切期盼中的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只会渐行渐远、最终成为一个口号和念想！

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转型升级、制度变迁，那些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政策只能是“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举例来说，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解决诸如民营企业的定位问题和政治身份问题、中小企业的功能认定和作为弱势群体的扶持优惠政策的对应。要解决“国进民退”的问题，放开审批，打破行业垄断，将更多的权利还给市场，激发企业的活力。要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和功能，防止政府功能和规模的无限制扩张。政府更多的是社会公共管理的一个组织机构，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而且必须受到社会和公众的约束和裁判，而不能过度地介入经济活动的中心当中，以减少官员寻租和腐败的几率。政府和企业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是平等的关系，企业要依法经营，政府要依法行使权力，官员们更不应该是现代社会中的“父母官”，企业和社会公众也不是谁的“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