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亚洲开发银行（ADB）发布一份题为《亚洲2050：实现亚洲世纪》的研究报告称，通过培育中产阶级以及转换到知识经济，韩国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该报告高度评价道，韩国高等教育普及度高达95%，超过美国的82%；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3.4%，位居世界第三；超越“追赶式发展”，并实现以企业家精神以及技术革新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新方式。

与韩国相似，北京奥运会前后，也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期。可是，2012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目标值将下调为7.5%，这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增长目标近八年来首次低于8%。这一报告传递出中央政府决定放弃“保八”的政策，主动要求经济增长减速的信息。这其实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然，也是中国经济必须推进转型升级的压力使然。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两条腿不平衡，一方面，对经济生产所需的硬件、技术方面，投入相当大，也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方面，如市场规则、制度、诚信、环境和政府职能等，由于一直被忽视，最终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些纠结如果不能有效处理或者尽快加以改善，那未来中国的经济就很可能会停滞甚至下滑。

反观当前的中国，包括经营体系在内的社会公共服务缺失和混乱，成为最受关注的领域；对信仰的缺失，服务业的脆弱和动荡，以及政治权利缺失和民主乱象，过度城市化、腐败频发、贫富悬殊、就业困难等现象，都是经历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总结出来的特征和描述。

特别是贫富悬殊和腐败，这两大现象往往成为很多社会政治问题和动荡的导火索。在中国，这两个问题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几乎达到了社会所能容忍的极限。现在，大家经常看到和讨论的非常明显、直接的现象，就是中国的高收入群体所积累的国家财富已经达到极端不合理的程度。

与此相对应的，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日本的例子。日本社会相对比较稳定和有秩序，经济发展也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日本当前总人口1亿3?000万，而他们的中产阶级则号称有1亿人。这个1亿的中产阶级概念是以家庭收入超过4万美元为指标的。这么一个庞大且稳定的消费群体，是日本经济可以稳定增长的基本保证。

与贫富悬殊相比，中国老百姓更加不能容忍的，是腐败问题。这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以及社会主义的自我定位有关。换一句话说，在中国这种制度和文化背景之下，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要比收入不公的态度还要激烈。近期群体事件频发，很多都有这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中国政府也明确提出了，对腐败“零容忍”应该是这个时代的普世价值，也是在今天的中国，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上上下下难得的价值共识。同时，我们现在也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腐败不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同样，发展也不是终结腐败的推进剂。舍制度之外，舍民主之外，反腐无解。妄图以“容忍小腐败”换得“去大腐败”，纯粹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