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描绘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感情时，作者往往以幽默、诙谐甚至夸张的笔触，或冷讽热嘲，大事铺张；或含蓄讥诮，微言妙语，在字里行间展示人物的性格、素养、志趣和好恶，既让读者从中窥见到他们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也令人难忘他们所代表的各类人物的典型特性。除上面提到的拉特克利夫外，小说中的众议员弗伦奇就是代表了那种夸夸其谈、自作多情、自命不凡的口头改革派；一时破口大骂、六亲不认，一时阿谀奉承、低三下四的戈尔，就反映了某些失意文人的特征；此外，如保加利亚驻华盛顿使节雅各比男爵的玩世不恭、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等等，都是特定条件下某种典型性格的真实写照。

此书在语言上的最精彩之处，是人物间的对话。它们洗练清新，一针见血，不拖泥带水，无论是三言两语还是长篇大论，全都各有妙趣，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各类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素养和其时其地的心情。还有那些不时插入的俏皮评论和生动比喻，有时言简意赅，发人深思；有时又惟妙惟肖，令人哑然失笑，使读者宛如身临其境，如睹其人，如闻其声。

当然，作为一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亨利·亚当斯不可能没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并在他作品中打上相应的烙印。如前面提到的小说结局，明显地拖着一个作者自己的理想主义的尾巴。又如，作者对南北战争的评价似乎有点失之偏颇，尽管这明显与他对战后美国政局的现实不满有关，但无论如何，这是两回事，绝不能因战后政局的腐败，就不加分析地贬低(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南北战争在美国历史上的伟大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对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卡林顿律师的描写上，对他未免倾注了太多的同情和美化。虽然他为人比较正直，对拉特克利夫之流的政客嫉恶如仇，但他留恋蓄奴制这点是应该受到非议的。而对莱特富特·李太太这个人物当然也过于理想化了。还应该指出的是，作者虽然大胆泼辣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虚伪性，也无情地鞭笞了那些借民主之名，行肥己之实的政界风云人物，但是，正因为出于一位目睹当时社会现状的严谨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之手，这部小说才更显出其非同一般的批判价值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