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是信仰的问题，倒也还不至于构成激烈冲突。在士大夫眼中，基督教无非是些异端邪说，大可不管不问，但问题是，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宗教，它特别强调社会组织和交流。对于教民来说，宗教就是生活，他们从生到死，出生、教育、婚姻等社会活动都被纳入到教会的圈子中进行，这种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容易引起冲突。

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中，社会交往活动都是在家族和村落的组织下进行的，教会进来后则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一部分教民脱离了传统的社会圈子，他们不再参加清明祭祖，不再为迎神赛会集资，也不再参加龙王庙的求雨仪式，甚至不再参加村里的公共活动。在教会的组织下，这些教民定期聚集做礼拜，这在其他人的眼中，教民们行为古怪，不敬祖先，离经叛道，完全成为群体外的“异端”。特别在教民人数少的村庄里，教民更是受到歧视，他们甚至不准使用村里公用的井水。

但是，教民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们的组织性，这是传统村民所不具备的。正因为这种组织性，即使教民们在村庄里处于人数上的劣势，他们在与村民的对抗中也并未必处于劣势。十九世纪末，“民教”冲突越来越激烈。事实上，因“民教”冲突引发的教案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譬如1870年的天津教案，当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而恰在这时，因为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教会育婴堂中收养的多名孤儿患病而死。于是乎，谣言遍天津，什么洋人“迷拐童男童女，剖心挖眼，以为配药点银之用”，“将人以毒药养成千里眼，及照像机器，扒心熬油，铸蜡烛点灯，以照金矿”等等。这些谣言有鼻子有眼，不由得不信。本来嘛，那些洋人长得鹰鼻深目，行为举止古里古怪，看起来就不像好人，成为谣言的主角也就很自然了。

后来，偷拐儿童的匪徒武兰珍被一名被当地人扭送到官府，他在口供中捏造教民王三及教堂是其合作伙伴，由此民情激愤、士绅哄然，给官府和教堂产生了很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知县将人犯武兰珍带到望海楼天主堂对质，却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教堂内也无人认识这个武兰珍。但是，数千名不明真相的群众仍将教堂围了各水泄不通，诸多人等不肯散去，以至于引起了极大混乱。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在要求总督崇厚派兵解救教堂而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后亲自前往教堂，不料其在与知县刘杰理论时竟然怒而开枪，结果将知县的随从打死。群情激愤之下，丰大业及其秘书被乱拳打死，连带天主教堂里的10名修女、2名神父，还有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都死于非命，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全部焚毁。由于这些参与者中尚有不少蓄有异志的秘密社团，这就使得这个事件更加的扑朔迷离。

事件发生后，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外国军舰也前来天津梭巡示威，局势相当紧张。当时声望正隆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受命处理这事，最终结果是处死18人，充军流放25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北洋通商大臣崇厚亲自前往法国道歉。所幸的是，在事件交涉中，法国因在随后的普法战争中一败涂地，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纠缠此事，天津教案这才得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