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56年到1899年的43年间，中国共发生重大教案700余件，天津教案是其中最典型也是影响最大的，类似的小教案还有很多。究其原因，大多是因为中外双方互不了解，加之外国人根据条约在中国享有一些特殊权利，譬如领事裁判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而得到领事的保护，就连传教士的寓所和教堂，中国方面也无权管辖，即使中国犯人逃到那里，官府不能去逮捕；更有甚者，官府赔给教民的损失也都由传教士发放。有了这些特权，部分外国传教士为所欲为，任意包庇不法之徒，干涉词讼，也就毫不奇怪了。

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各修会及新教各差会纷至沓来，在山东展开传教活动。1888年，山东共有教徒16356人，大小圣堂120座，中西神甫20位。天主教各修会除之前来过中国的外，又有一些新建立的修会来到山东，其中最讨厌的“麻烦制造者”是德国的圣言会，因为他们不但屡屡制造教案，而且为后来德国侵占胶州湾直接提供了借口，其对山东本就激烈的“民教”冲突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专制社会，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主流，而其他的传统风俗习惯及佛、道、神巫等宗教和文化相互掺杂，由此形成了一个弱势平衡。外国教会的贸然闯入，打破了这样一种弱势平衡，其引发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正如传教士自己说的：“所有的中国人，只要他违背了他们国家的传统宗教习惯，特别是祖先崇拜，（他）即将被认为是对祖国的背叛和对祖宗的忘恩负义。”

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冲击，加之“民教”之间的私人喜好及恩怨、因天灾人祸引发的贫富差距及赤贫化等方面因素，特别是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引发的外国侵略及其带来的民族危机，这种冲击的后果和一系列的惩罚往往会落在教民与教会的身上，因而在十九世纪末教案的层出不穷，在适当的条件下，星星野火也就成了燎原之势，最终无可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