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勾心斗角的外国公使

说到庚子年前后的外国公使们，的确让人很不放心。当时总共有11个国家在北京设立使馆，其主要集中在东交民巷一带，加上为外国人及其商贸活动服务的洋行、邮局及银行等机构，便形成了一个主要由洋人聚集的特殊地区，也就是当时所称的使馆区。

按照《天津条约》，英、法等国公使从1861年开始便陆续来到北京，在最开始的三十多年里，中外之间尚且相安无事，当时各国也主要依靠一些“中国通”来与清廷打交道。但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贸易取向”逐渐被“资本投资取向”所代替，而甲午战争中清廷的失败更是导致远东国际关系平衡被打破，欧美列强纷纷采取激进的外交措施，力图扩大自己的在华权益。由此，在1895年之后，原先的一些“中国通”相继被各国政府召回，而接替他们的大都是一些对中国事务一窍不通的外交官们。

譬如英国，在驻华公使欧格纳被调走后，接任他的是原驻开罗的总领事窦纳乐少校。窦纳乐原本是位非洲事务专家，据说他的越级擢升完全是出于一个误会，他本人也常开玩笑说他的任命其实是因为英国外相将名单搞错了，这才侥幸获得了这个职位。对于此人，老一辈“中国通”、总税务司赫德曾评价说：“窦纳乐的任命很值得关注，我辈之人多年来将中国人视为有文化和文明之民族的努力将被窦纳乐击败，因为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于对付尼格罗人（非洲黑人）的经验”。赫德的话并非是无端指责，窦纳乐在1896年的一份电报上就曾轻蔑的说：“欧洲或者任何文明国家的统治者都不会像这些人（指清廷）一样管理国家。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文明国家实在是大错特错”。

无独不偶的是，在中国待了33年的德国公使巴兰德被奉调回国后，先后接替他的也是非洲事务专家申克和海靖，前者在华时间不长，后者海靖则是个极其强蛮粗暴的人，总理衙门的人对他十分头疼，而1899年接替海靖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这个人更是一个“爱冲动”（英国公使窦纳乐语）、“十分粗鲁的日尔曼人”（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语），他的人缘差到连使馆区的各国外交官都对他侧目而视。克林德骄傲自大，一向自诩为当时在华外交官中唯一懂得中国事务的人，因此他不仅蔑视中国人，就算是公使团的同事，他也是一贯是瞧不起的。克林德的傲慢和刻薄也许是因为他曾经在十年前担任过德国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但他对中国的事务同样是茫然无知。所幸的是，克林德的夫人,这位美国底特律铁路大王莱得亚的独生女，她既年轻又善于社会交往，这才稍微缓和了克林德在北京外交界的孤立状况。

法国的情况也很类似，在“中国通”施阿兰被调走后，接替他的是国会议员毕盛。毕盛来自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虽然性格随和，人品不错，但由于欧洲外交官大都是贵族世家子弟，因此他的出身实在是不值一提。毕盛的夫人是里昂一家著名餐馆老板的女儿，她为人热情善良，但她的出身也常被公使团的贵族圈子所嘲笑，甚至连其热情待客的习惯也被恶毒的解释为“生来具有的酒吧女风度”（暗指她家的餐馆业背景）。更令人讨厌的是，毕盛为人吝啬，他在请客的时候常常在酒里掺水。对于这两口子，当时的毕盛被讽刺为“最不擅长外交的外交官，他来自政界，平民阶层的社会党，然后当了记者，是一个有着大众文化背景的普通人。由于他自己没有风度，夫人又每每失礼给他带来麻烦，因而他不被同事喜欢。”